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较多文献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作为强制储蓄性质的养老保险是否具有同样的积极作用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的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养老保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夜间经济作为现代城市业态之一,已成为促进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刺激当前经济全面复苏的重要手段。利用校准后的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7年微观家庭四期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高收入群体和受雇工作群体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显示,家庭收入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家庭负债显著弱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金融资产显著强化了夜间经济对居民总消费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完善夜间活动基础设施、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健全低收入群体福利制度、加大稳就业力度和减少居民负债压力等具体建议。     

山西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分析

根据山西的实际发展情况,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界定可采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中等收入群体的行业差别在山西十分明显,反映出山西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通过分析山西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状况和消费特征,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建议。     

习惯形成、收入阶层异质性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变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收入阶层异质性是居民禀赋差异的主要体现，本文旨在结合两者探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以探寻扩大居民消费的方法。基于阶层消费函数理论，运用收入阶层面板SUR的结果显示，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呈现异质性，表现为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消费倾向较高，中等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消费较谨慎，高收入居民的习惯较强、地位性消费较活跃。当前“金字塔”形的收入分布、不断扩大但谨慎的中等收入居民、地位性消费的外流抑制了城镇居民消费的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对不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应依据各阶层消费的特点，从供给侧出发构建长效机制，促进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平稳增长，多方面减弱中等收入居民的谨慎性，并提升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     

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关系

本文采用居民可支配收入、金融资产存量及国内旅游消费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以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关系,定量分析了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以外,前期旅游消费量和人均金融资产持有量也是居民考虑是否进行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居民旅游消费具有很强的攀比及延续效应,且前期旅游消费延续性远大于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影响.     

金融普惠、收入阶层与中国家庭消费

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居民消费率仍然较低,金融发展似乎并未发挥显著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金融普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研究了金融普惠对我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区分收入阶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可以显著促进我国家庭消费,家庭之间的消费差异有10.58%可由社区之间的金融普惠差异来解释。进一步地,金融普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且不同于金融竞争和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等收入家庭、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最后,渠道分析表明,金融普惠通过降低收入不确定性促进了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消费,而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了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本文为充分发挥金融提升居民消费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工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居民营养结构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的居民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居民营养结构的改善有着显著的影响。借助相关数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本文对2003年开始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居民营养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控制人均实际收入后,参加新农合的家庭显著增加其每日人均热量摄入量。对不同收入阶层该影响程度也不一致,新农合使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人均每日多摄入111.5卡热量。从营养结构上看,新农合显著增加家庭人均蛋白质、脂肪的摄入量,但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没有显著影响。要改善家庭营养结构,除了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外,家庭未来不确定性的降低也不可或缺。     

健康风险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主观感受蕴含的健康风险信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同时探讨医疗保险的健康风险缓解和消费促进效应。发现的主要结论如下:户主自身的健康状况感受通常对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的消费都没有显著负影响,但老年户主的健康状况感受却是家庭重要的健康风险来源;健康风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源于除户主外的健康感受差的成员和老年成员,健康风险大的家庭人均总消费、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均更低,家庭会通过调整非食品消费来稳定食品消费以应对消费的健康风险效应;医疗保险有助于缓解家庭的健康风险,促进家庭消费,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住房财富如何影响不同家庭的教育支出

本文利用2010-2016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住房财富对中国不同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发现住房财富促进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不同收入家庭的住房财富的影响不同,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中显著,对高收入家庭影响较小.同时,住房对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挤出效应,但只在中等收入...     

京津冀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建议——与长三角地区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河北省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持续扩大。缩小京津冀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尤其是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促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比长三角地区,分析得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结合河北省实际,提出多举措提高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积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演进的阶段性分析

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两个指标,分别从各收入等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与相应城镇居民总体均值的比例,以及城镇各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总体的份额两个角度,分析了1985~2011年城镇各收入等级在总体收入分配格局中地位的相对以及绝对变化情况。分析表明:一是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高收入等级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低收入等级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中间收入等级所占份额稳中有降;二是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在总体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趋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并拟合ECM模型,对宁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当期收入和上期误差都对家庭消费性支出有着较大影响.从长期来看,若要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则应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城镇低收入群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研究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1999年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最高10％）与最低收入组（最低1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2083．75元增加到25377．17元，年均增长25．52％；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617．8元增加到2862．39元，年均仅增长3．89％。低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绝对值低，而且增长速度慢，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妥善处理收入差异扩大问题，促进社会公正。我国已经迈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这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加大。政府尤其要重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低收入群体保障政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房价与不同家庭消费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家庭收入为依据区分三类不同家庭,考察房价对不同家庭消费和总消费的不对称影响。结果显示:房价变动对高收入有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不显著,却通过缓解信用约束促进了受约束有房家庭消费;房价上涨对租房家庭消费表现为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购房首付比和住房租售比的提高而加强;房价对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房价与收入增长机制中表现出结构变迁,住房市场状况导致结构变迁出现异质性。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房价与消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房价和收入的不同增长机制中,房价波动对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作用,房价低增长机制中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意味着,我国的高房价、高比例的租房与计划购房家庭、购房首付比较高等特征可能是导致挤出效应的重要原因。     

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推动居民消费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之一。文章基于家庭层面研究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利用2019年CHFS微观调查数据就居民杠杆率对城乡、不同地区和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1）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对高层次消费内部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2）居民杠杆率能促进城乡消费升级,但对农村地区的促进作用比对城市地区要强;（3）居民杠杆率对不同地区消费升级具有异质性,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鉴于此,建议提高农村居民和西部地区居民借贷便利度,控制东部地区居民负债水平,培育多层次、丰富多样的消费市场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资源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一定程度上的地方政府干预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会对信贷分配产生正向和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信贷分配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其中区域异质性受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应采取措施促进信贷资源有效分配和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