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的先行示范区,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聚集地。借助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识别知识产权保护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加知识产权制度供给,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强度,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对高科技行业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传统行业企业,对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信息消费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来自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信息消费是中国创新最活跃、增长最迅速、辐射最广泛的新兴消费领域之一。本文以国家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信息消费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消费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就业效应、产业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技术创新能力和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有利于提高信息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信息消费试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大规模城市、东部区域和高行政级别城市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提升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5—2019年22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人力资本集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水平且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增强；机制验证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通过提升试点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东中部地区及新一线及二线试点城市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优化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引入TOE框架,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探讨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且位于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智慧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明显;可替代性能源生产、交通、废弃物管理、能源节约领域的绿色创新受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更突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强化信息化水平、实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和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城市和邻近城市的绿色创新均会产生积极影响。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低碳城市试点的影响渠道检验

本文以2010年中央推行低碳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低碳城市试点对获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甄别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获批低碳试点城市能够直接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为正。对影响渠道的检验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的渠道间接提升所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产业结构转型的间接效应并未得到验证。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分析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揭示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1)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上升态势，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辐射模式由“圈层扩散”向“多核心轴带扩散”转变。(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长三角地区试点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且政策效应可持续5年，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城市的低碳治理将对地理相邻和经济相邻的城市溢出“制度红利”,且对地理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城市资源环境属性和绿色创新效率属性的影响，其在非资源城市和高效率城市中更为显著。     

城市旅游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70个重点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视为推动城市旅游化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旅游化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化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并且其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相较于中西部城市，旅游化对于东部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旅游化对于各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对低行政等级城市共同富裕的政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化可通过发挥产业收入效应、就业增收效应、美好生活效应和创新提质效应等提升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     

现象级消费研究：内涵、实践经验及对策建议

当前消费信心不足,亟待打造消费新生长点促进消费增长。现象级消费有助于释放消费活力、带动消费链和产业链的发展、助力新品牌崛起、提升城市形象。当前,一些地区在推动现象级消费方面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但同时在发展现象级消费方面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需求端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能力减弱,供给端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政策端政策支持和营销推广还需加力。因此,提出发展现象级消费促进消费增长的对策建议：突出地方特色,打造消费IP;做好政策支持,提升营商环境;加强营销推广,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增加居民收入消费能力;稳定发展预期,提振消费信心。     

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技术创新绩效综合评估

使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7年25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我国各地级市传统创新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型试点政策对地级市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绿色创新绩效作用不显著。绿色创新绩效分组回归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强度分组和高绿色研发投资分组政策发挥了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政策对城市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呈V字型分布,东部地区效应最为显著,西部次之。同时,政府财政支出力度越大,数字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创业活力越强的城市其政策促进效应越明显。据此,政府应持续推行创新型试点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绿色创新发展。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将2012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本文使用2007—2018年中国1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可以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规模以及不同特征的城市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政府科技支出和优化创新环境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本文依据生产网络理论，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直接创新效应及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级市四位码行业层面创新数据、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与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内规制行业创新水平，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地区间投入产出关系对该政策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对相对上游行业的创新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显著促进了下游行业的创新。机制检验表明，这一生产端冲击引发的创新溢出主要通过产成品价格和生产率传导实现，且将议价能力强、与下游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更有助于发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的创新效应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证据，对未来稳步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影响

推动革命老区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2009—2020年我国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方法考察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革命老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国家优先支持政策通过加大投资激励效应、促进产业集聚和提升信息化水平提高了革命老区创新效率,国家优先支持政策对革命老区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科教投入力度、工业化水平和区位优势较低的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应通过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革命老区的创新能力,同时通过实施差异化策略释放革命老区支持政策的总体效应。     

科技创新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产业结构分解模型,将一国总体产业结构分解为国内、简单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三个层面,并从产业的产出供给端和投入需求端两个视角刻画中国三个层面的产业结构在2000—2014年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而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各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产出供给端上的位置提升,但在投入需求端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中国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发生在产出供给端;在简单贸易和GVC层面,出口贸易创新不足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水平不高也限制了出口贸易中科技含量的提高。     

“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利用2011～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城市与智慧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估计法考察双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结果表明：双试点城市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促进作用因地区分布、资源禀赋、城市规模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机制分析发现,双试点城市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居民消费和互联网发展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协同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单试点,双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更强,并呈现出显著的协同作用。因此,应有序、合理扩大试点城市规模,加强政策协同与联动,因地制宜推动政策实施,推进试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试点改革的自然实验

国有企业投资低效问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强化基层审计机关独立性,进一步提升对地方国有企业的监督能力。基于2015年试点政策产生的自然实验场景,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促进效应;在审计关注度高和外部监督压力弱的样本中,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渠道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审计具有巩固公司内部控制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微观治理机制。     

创新型城市的设立是否提升了绿色生态效率？

通过引入PM2.5指标改进绿色生态效率的测度模型，采用全国281个地级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我国绿色生态效率地级市和城市群层面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而京津冀城市群表现为“U”型特征。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相较于其他区域板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较弱；产业高级化和创新环境改善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调节效应。因此，各地应借助创新型城市的政策外溢效应，结合地区环境比较优势，以优化产业结构和稳定创新环境为突破口，有序推进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有效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推进城市贫困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利用2013—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城市低保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低保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城市低保政策通过提高城市家庭资本积累与提升城市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两条途径发挥减贫效应。未来应当在建立全国低保标准调整机制，确保低保政策地方落实以及完善专项救助制度等方面提高低保政策的有效性，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建议CSSCI

近日,国务院颁布了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相关规定。文章结合了信息产业的特性与经典消费理论,从税收政策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促进信息消费的相关政策。在剖析信息消费的内容与战略意义的基础上,文章从培育信息消费需求、增大信息消费供给、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等多个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信息消费的相关具体税收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增强信息企业的创新能力、拓展新兴信息服务形态、改善消费环境、拉动中小信息企业发展、发展电子商务园、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与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等方面。     

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建议

近日,国务院颁布了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相关规定。文章结合了信息产业的特性与经典消费理论,从税收政策的视角出发,研究了促进信息消费的相关政策。在剖析信息消费的内容与战略意义的基础上,文章从培育信息消费需求、增大信息消费供给、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等多个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信息消费的相关具体税收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增强信息企业的创新能力、拓展新兴信息服务形态、改善消费环境、拉动中小信息企业发展、发展电子商务园、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与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等方面。     

中国三大地域间供需双向溢出-反馈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研究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域间需求侧综合、分需求类型及部门的产出、增加值和劳动报酬溢出-反馈效应,供给侧综合及分部门的产出、消费、资本形成、出口和总需求溢出-反馈效应。研究方法：基于三大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供需双向溢出-反馈效应指标,编制相应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各地区各类溢出和反馈效应在2002~2010年总体上升,但仍须提高。东部各类溢出乘数明显小于中部和西部。同一区域不同效应的主导部门往往差异很大。不同区域的同类需求侧主导部门通常明显不同,但同类供给侧主导部门却很相似。研究创新：测算和比较需求侧和供给侧多种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研究价值：深化同类研究并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