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域2011-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科技资助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检验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是否受到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调节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创新绩效存在直接和间接的两种激励路径,政府科技资助...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发达国家直接资助研发活动的做法及我国的对策

发达国家一直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这与其对研发活动的直接资助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设有专项基金,能增强企业研发的积极性;激励中小企业持续创新;有完善的科研资助体制,能有效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资助手段多样且灵活高效。目前,我国直接资助研发活动面临研发投入较少、资助的研发类型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投入过低等问题。为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在加大资助规模的基础上重视基础研究,建立多元化的资助体系,扩充中小企业融资途径,并通过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创新效率。     

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活动的效果评估

R&D活动的"正溢出效应"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向企业提供研发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R&D活动的"市场失灵",然而有可能对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该文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激励机理,并且界定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条件,从宏观、产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的效果。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政府科技资助对谁更有效?--基于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三维交互的研究

何种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升创新水平？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运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382家企业2006—2009年共计6718条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三维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应用倾向值匹配法纠正政府资助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企业规模能够影响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杠杆效应”的发挥程度,规模越大,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越强;(3)政府资助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助提升创新水平;(4)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比之下,政府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外部资助是否提升了中国高校科研效率

以2003-2012年中国各地区高校科研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测算高校外部资助主体即政府与企业对高校科研效率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并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界定政府与企业资助的最优强度。结果表明：政府与企业资助对高校科研效率的提升效应均较为显著,短期内政府资助效应高于企业,但长期来看企业资助效应不断增强,超过政府资助效应,二者差距逐步扩大;目前中国政府资助强度最优区间为0.499~0.589,企业资助强度最优区间为0.344以上。     

政府研发资助理论、资助效果与评价研究述评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研发活动的正外部性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金融市场不完美带来融资约束则使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低于无市场摩擦时的企业最优投入水平。政府资助研发活动是降低外部性和研发成本的重要方式之一。政府研发资助对于私人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或者是挤出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强度、资助项目选择方式、信息不对称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从理论上探讨政府研发资助与研发活动市场进入和退出障碍、风险资本缺失、不同主体合作研发等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上研究如何完善政府研发资助知识共享体系和知识产品的交易机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结构选择模型或者配对等方法,揭示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实施效果的因素及其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境因素,改善政府研发资助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研发活动决策弹性,提高政府研发资助的实施效果。     

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

以2011-2018年A股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两种政府激励方式并行时的激励效果、创新投入的中介路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差异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两种政府激励政策的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正向激励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地区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政府...     

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与中国创新效率

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对如何有效发挥研发资助和互联网作用来提高创新效率开展了积极探索。利用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的效果更强,互联网发展对上述资助效果均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当互联网发展跨过一定门槛后,政府研发资助效果均扭转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研发资助效果对应门槛值更低且效果更强。因此,建议加大政府研发资助尤其是对企业的资助力度,并注重对科研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研发资助;积极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区互联网发展差距;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创新要素的融合渗透,有效营造政产学研互联互通环境,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效应。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快速增加,而在动态经济环境中,更应关注研发活动均衡健康的长期发展（研发平滑）而非短期增长变动。从政府资助视角对企业研发平滑进行重新审视,运用2007-2012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进行了综合探析。结果发现：①我国工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通过现金持有管理来平滑研发支出的现象;②当期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有促进作用,而持续的政府资助则会间接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政策,该调节机制最终会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平滑作用。     

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

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投资战略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路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财政激励→投资战略→公司价值”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①财政激励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和规模投资,创新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创造作用,而规模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毁损作用;②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财政激励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增强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效应”;高管股权薪酬激励能够遏制财政激励对规模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削弱对企业价值的毁损效应.     

中国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的增长绩效分析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已全面启动并付诸实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并激励研发创新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在融合资本积累、研发创新、财政创新激励政策等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按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或参数赋值,做数值模拟试验,研究结果发现:税收优惠和研发资助两种财政创新激励政策都有助于提高研发创新量和经济增长率;税收优惠与市场研发互补,研发资助则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从而税收优惠政策比研发资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更大,但研发资助政策的作用时滞更短;为提高增长绩效,应根据两种创新激励政策各自的优缺点审慎选择适用领域。     

The Pollcy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ing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特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单靠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很难达到社会最优研发投入水平.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度的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总结并分析了政府采购、公共研发、政府财政资助等相关科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及调控作用,对于正确制定并利用科技政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发创新是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吗？——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研发创新在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作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将股权激励、研发创新、企业价值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构建了股权激励通过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模型,并运用2011—2014年中国颁布并已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部分是通过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来传导实现的,且这一影响存在时滞性,滞后效应显著期为2年;国有企业研发创新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关系的中介效应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国有企业需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产权,降低国有比例,明晰资本的产权,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和产权异质性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用模型、面板T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在经济区域、企业规模和产权性质三方面差异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激励效应,且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具有时滞性。从企业所处区域来看,相比中西部区域,政府研发补贴对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激励效应更强。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政府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大规模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本研究为政府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政府科技资助对引导企业R&D投入的杠杆效应分析——基于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对R&D活动的投资将产生双重效应——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为研究近年来浙江财政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以及政府资助率为多高时杠杆效应最佳?运用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3年地区截面数据和2006-2008年地区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就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科技最佳资助率为9%～10%,政府R&D资助每增加1万元,最多可导致企业R&D投入增加1.72万元,分析还发现政府科技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