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抑或突破式：个体创新幅度对众包绩效的影响——基于计算仿真的分析

结合TCPE框架和NK模型，构建一个模拟众包问题解决过程的仿真模型，引入个体创新幅度表征个体创新搜索行为，引入个体有限理性水平和有限理性偏差表征个体认知能力，探讨个体创新幅度对众包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个体有限理性和任务复杂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存在两种影响模式：当任务非常简单时，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当任务复杂性较高时，个体创新幅度与众包绩效呈倒U型关系；两种影响模式不会受到个体有限理性水平和有限理性偏差的调节。在相对复杂的任务中，任务复杂性与个体有限理性偏差会调节实现最优众包绩效对应的个体创新幅度，任务复杂性越高、个体有限理性偏差越大，对应的个体创新幅度随之增加。个体创新幅度会削弱个体认知能力对众包绩效的影响，当个体认知能力较强时，需要采用渐进式创新；当个体认知能力较弱时，需要采用突破式创新。该结论可为企业在众包过程中营造平台创新氛围提供理论依据。     

心理授权与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我国企业中心理授权对个体创新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心理授权和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主动性人格对于心理授权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检验了当员工感受到充分授权后,其感知到的意义、效能感以及自主性会促使员工形成创新行为。     

建设性争辩、团队情绪对团队成员创新行为影响实证研究

通过情景实验,对建设性争辩、团队情绪与团队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互动影响和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HLM研究结果显示：团队积极情绪有利于个体创新,而团队消极情绪对创新行为影响并不显著;建设性争辩在创新想法产生和创新行为实现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团队积极情绪在建设性争辩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团队消极情绪在建设性争辩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产生负向调节影响。营造积极的团队情绪氛围,培养良好的情绪体验,引导和发挥建设性争辩的积极作用,能够将情商教育与创新教育有机融合,提高创新能力。     

差错取向与个体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在中国情境下,对219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差错取向、团队性绩效考核与个体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正向差错取向对团队性绩效考核和个体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团队性绩效考核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个体创新行为。     

跨界行为、团队信任与创新绩效:资源损耗的调节作用

团队创新关系到组织长期生存,在当今开放式创新环境下,团队及其成员的跨边界活动日益频繁,跨界行为与团队创新绩效这一议题引起学者关注。以自我损耗理论为切入视角,探究员工跨界行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双刃剑作用。以78个团队510名员工及其上级为样本,运用层级回归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跨界行为（使节、协调和侦测）对团队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该影响通过团队信任的中介作用实现。跨界行为会增强团队信任,进而提高团队创新绩效;跨界行为会招致个体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而这一资源损耗负向调节团队信任与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从新视角发现团队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管理中的风险规避有一定启示意义。     

助推力还是绊脚石？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

根据压力交互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构建工作不安全感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理论模型,探讨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的中介作用、促进型焦点和防御型焦点的调节作用。选取12家高新技术企业60个团队414份领导和员工的两时间点配对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方面,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挑战性压力认知和促进型焦点的调节导向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个体创新行为的“动力”和“助推力”;另一方面,工作不安全感会通过阻碍性压力认知和防御型焦点的调节导向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成为个体创新行为的“负担”和“绊脚石”。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影响

员工创新能力决定企业生存和长远发展,企业管理者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平台型领导者个人魅力在影响下属行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员工主动创新行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构建平台型领导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跨层次影响模型。对24个团队211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平台型领导对团队学习涌现、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主动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平台型领导与主动创新行为之间发挥跨层次中介作用;团队学习涌现在平台型领导与主动创新行为之间发挥跨层次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开平台型领导影响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黑箱”,并为企业管理者激励员工日常创新活动提供借鉴和指导。     

学习目标导向对员工创新的影响：基于元分析的心理与行为机制

学习目标导向会对员工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员工创新,有必要厘清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整合社会认知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运用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化综合检验关于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关系的84份实证研究文献。结果显示：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显著正相关,团队层面的正向影响比员工个体层面更强;创新自我效能感、知识共享在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创新自我效能感通过激发知识共享促进员工创新;员工特征、企业特征、文化背景等情境因素,以及测量工具、测量方法等测量因素,均显著影响学习目标导向与员工创新之间的关系。     

顾客不文明行为对旁观者同事的影响：幸灾乐祸还是情绪支持

服务业员工时常遭遇顾客不文明行为，这不仅会给员工的情绪、态度、行为和绩效带来负面影响，还会对旁观者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学界较少从旁观者的角度探究顾客不文明行为，尤其是同事作为旁观者的视角。文章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分别以情绪支持和幸灾乐祸为中介，以任务互依性为调节，探究观察到的顾客不文明行为（Observed Customer Incivility,OCI）的旁观者同事对遭遇不文明行为员工实施助人行为和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双刃剑影响。通过对三阶段收集的320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同事情绪支持和幸灾乐祸在OCI与助人行为、OCI与职场负面八卦之间起中介作用；任务互依性起调节作用，当任务互依性高时，OCI与旁观者情绪支持正相关；当任务互依性低时，OCI与旁观者幸灾乐祸正相关；任务互依性对情绪支持和幸灾乐祸的中介作用进行调节，当任务互依性越高时，OCI通过同事情绪支持对员工助人行为的间接作用越强，通过同事幸灾乐祸对员工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间接作用越弱。研究结论丰富了顾客不文明行为旁观者领域的研究，给管理者减少顾客不文明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启示。     

创意越轨行为对创造力的影响:领导反馈调节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员工未被实施的创意,达到既能激发其创造力,又能使组织资源发挥其最大效能的目的,是领导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整合自我决定理论、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理论,探究研发团队成员创意越轨行为对其创造力的作用,以及领导反馈行为与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交互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意越轨行为对个体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创意越轨行为与创造力之间起正向调节效应。领导反馈的3种行为在创意越轨行为与创造力之间的跨层次调节效应有所差异,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领导反馈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个人及领导在创意失败后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营造创意产生的支持氛围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一个跨层次模型研究

以山东省两家高新技术企业251名员工为样本,以情感事件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多层线性模型（HLM）,验证了心理资本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情绪氛围对该关系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员工心理资本在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团队情绪氛围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心理资本的影响,即团队情绪氛围水平越高,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越强。     

差错管理文化对新生代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的影响——基于三项交互的调节效应模型

采用社会认知理论与主动动机模型,基于“环境—认知—行为”分析框架,引入工作繁荣因素,探讨差错管理文化与新生代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并结合任务复杂性和促进型调节焦点,构建三者交互模型,揭示差错管理文化影响新生代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的边界条件。通过对766名新生代员工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工作繁荣部分中介差错管理文化与新生代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间的正相关关系;当工作任务具有较高复杂性并且员工具有促进型调节焦点特质时,差错管理文化通过工作繁荣对新生代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差错管理文化、任务复杂性与促进型调节焦点三者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领地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以知识隐藏和不信任为连续中介

本文以知识隐藏与同事不信任为连续中介,从个体层面探究了领地性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消极影响机制。通过对221份员工与员工、员工与直接管理者配对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领地性正向影响知识隐藏和同事不信任感,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2)知识隐藏中介领地性对同事不信任的影响;(3)同事不信任中介知识隐藏对创新行为的影响;(4)知识隐藏与不信任连续中介领地性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合自我延伸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揭示了领地性对创新行为的消极作用,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员工领地性、减少知识隐藏与不信任关系,以及促进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医药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团队断裂带理论,运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二元创新(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生理特征断裂带与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任务相关断裂带与利用性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生理特征断裂带与利用性创新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求深”还是“求宽”?成长型思维模式对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快节奏组织情境中,寻求反馈作为一种主动性自我调节策略对于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意义重大。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寻求反馈频率对传统创新行为的影响,较少探究寻求反馈多样性以及“求深”(寻求频率)与“求宽”(寻求多样性)组合对员工不同程度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特质激发理论和JD-R模型构建成长型思维模式通过寻求反馈频率与多样性影响员工双元创新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剖析时间压力与团队活力交互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成长型思维模式通过促进员工寻求反馈多样性推进探索式创新,通过促进员工寻求反馈频率强化利用式创新;②时间压力与团队活力交互正向调节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寻求反馈频率间的关系;③时间压力与团队活力交互对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寻求反馈多样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企业内部创业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信息交流视角

企业内部创业团队异质性特征显著，如何充分利用成员知识异质性，提升创业团队和成员个体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信息交流视角和共享领导理论，构建以团队知识共享和个体信息细化为中介变量，共享领导为调节变量的团队知识异质性同时影响团队创造力和个体创造力的多层次模型。通过对51个企业内部创业团队的实证研究发现：①团队知识共享在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个体信息细化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②共享领导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知识共享之间、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信息细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③共享领导正向调节团队知识共享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正向调节个体信息细化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对企业内部创业团队如何有效利用团队知识异质性，激发团队和个体创造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内部创业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信息交流视角

企业内部创业团队异质性特征显著，如何充分利用成员知识异质性，提升创业团队和成员个体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信息交流视角和共享领导理论，构建以团队知识共享和个体信息细化为中介变量，共享领导为调节变量的团队知识异质性同时影响团队创造力和个体创造力的多层次模型。通过对51个企业内部创业团队的实证研究发现：①团队知识共享在团队知识异质性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个体信息细化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②共享领导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知识共享之间、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信息细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③共享领导正向调节团队知识共享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正向调节个体信息细化在团队知识异质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对企业内部创业团队如何有效利用团队知识异质性，激发团队和个体创造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以组织支持理论为基础,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和权力距离为调节,基于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领导一员工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团队心理安全感在两者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2)权力距离对包容型领导与团队心理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权力距离显著负向调节团队心理安全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下属权力距离越高,上述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知识隐藏——基于跨层分析

基于团队和个体视角构建两个中介模型,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知识隐藏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对67个团队的358位员工进行跨层检验,分析发现：在团队层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通过降低团队信任,从而增强知识型员工知识隐藏动机;在个体层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通过对知识型员工角色负荷、情绪耗竭的链式影响而诱发知识隐藏行为。上述结论丰富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影响后果研究,为促进团队成员知识分享与流动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个体现代性背景下谦卑型领导对跨界行为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个体现代性普遍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领导力的谦卑型领导风格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管理实践的重视。这一领导方式能否、如何以及何时驱动员工的跨界行为却有待深入探讨。本文立足于具有深厚谦卑文化传统和个体现代性普遍增强的中国组织背景,以员工心理授权为中介和个体现代性为调节,基于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了谦卑型领导对员工跨界行为的影响机制。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通过263套领导—员工有效配套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谦卑型领导对员工的心理授权和跨界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员工的心理授权对其跨界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谦卑型领导和员工跨界行为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3)个体现代性调节了谦卑型领导对员工跨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调节了员工心理授权在谦卑型领导和员工跨界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个体现代性高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跨界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员工心理授权的中介进而对员工跨界行为的间接影响也随之增强,反之则减弱。研究结论拓展了中国组织情景下谦卑型领导影响效应和员工跨界行为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为企业管理者践行谦卑型领导行为、有效推动员工跨界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