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问题研究新进展

顺应新发展理念的提出,2016 年学者们对绿色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在环境效率、环境规制绩效和绿色发展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一是从环境效率评估方法、环境效率状况和区域差异等方面对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估,并拓展研究了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二是从评估环境政策、税收、排污权分配、碳交易等环境规制绩效入手,理论和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和绩效改进方向;三是探讨了绿色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地区联防联控、推出碳交易政策、优化城市结构和规划、促进共享经济发展和优化环境管理手段等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变革，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的新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在考虑变量选择偏误、剔除其他政策影响和容忍“不外生工具变量”等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除技术进步和能源利用效率渠道以外，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多样化，为碳减排提供了更稳定的激励，且技术相关性越高，数字经济对技术多样化的提升效应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禀赋差异、跨界污染转移和主体功能定位是影响省际交界地区数字经济碳减排效应的重要因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低数字产业化与高产业数字化的地区，数字经济的碳减排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不仅为系统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地方政府债务、异质性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索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总体的促进作用;(2)从机制来看,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削弱指导性环境规制、增强处罚性环境规制倒逼企业等主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3)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经济水平均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在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传统工业产业发展乏力的背景下,能否借助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这对工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取2013~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熵值法构建了包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的发展指数以衡量数字经济,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分解指标对工业劳动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使用熵值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和能源消费结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向绿色发展方向迈进,并且该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依据这一结论,中国应继续大力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提高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及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之间的产业融合,更好地赋能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煤炭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宏观数字经济水平与微观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传导和区域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机制。研究表明:区域数字经济可通过显著促进煤炭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数字金融能强化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即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对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论为煤炭企业通过数字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拓展和实践参考。     

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数据价值化、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基于14家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分析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被广泛认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其能否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尚不明确。本文以14家大数据交易中心的陆续成立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异时双重差分(Heterogeneous Timing DID)模型,考察了数据价值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二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引致的数据价值化,直接促进了所在省域内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研究结论不仅证明了国家允许各城市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可为大数据交易中心的广泛建立提供经验证据。     

以环境规制推进煤炭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兼论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环境规制发展历程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绿色发展新理念,绿色成为新时代煤炭企业发展的主基调,环境规制是影响煤炭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短期效应和长效机制的重要外部约束。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规制发展历程和规制政策类型的基础上,推导环境规制约束下煤炭企业的最优发展策略选择。从科学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构建煤炭企业生态和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出加快推进煤炭企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路径。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实证研究

“绿色”作为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全新契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探索合理的政府干预手段和适当的调控强度,环境规制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能源企业项目低碳转型和资源利用有效提升成为重要议题。因此,选取2012—2021年172家能源行业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绿色投资效率进行测度,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能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影响,完成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直接改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不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解结果的影响;(2)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是环境规制间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3)区域经济发展匹配度受地理因素限制,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由此,应实施差别化环境规制策略、丰富环境规制工具;培育绿色低碳领域创新主体、引导技术资源联通优配;融合发展区域绿色生产、调整污染治理技术高效转型,以期提升能源企业绿色投资率长效发展。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在当下推动经济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基准回归、异质性检验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对西部影响最大,中部影响最小,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受到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因此,本文针对不同地区差异分别提出建议,从而促进持续更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环境,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发展。     

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趋势的演变

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并促进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开辟了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虽然数字经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充分显示了不同于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趋势。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数字经济独有的主要特征：一是生产过程中数据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三是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四是国民数字素质。本文在对上述四个基本条件深入分析后,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产业经济理论的挑战,提出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的四个趋势：一是数字技术主导的产业升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成数字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的技术创新一般仅推动与技术相关产业的兴起,数字技术主导的经济在形成数字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外,还通过数字要素渗透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代表产业升级的方向。二是融合式发展,包括不同产业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和市场的融合。结合融合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本文认为欧美国家制造业回归和全球制造业占比上升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制造业附加值的影响。三是平台型企业处于重要地位,对产业资源配置和优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平台型企业反垄断也是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难点。四是拥有...     

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研究——基于 STIRPAT 模型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探索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依据 STIRPAT 模型, 从人口、 财富、 技术等方面选取可能会对大气污染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并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检验各类因素对大气污染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密度对大气污染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人口城镇化率、 环境规制、 能源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均对大气污染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以第二产业占比表征的产业机构和以煤炭占比表征的能源结构对大气污染产生了 “促增” 的效应; 国民收入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符合倒U 型曲线的特征, 但不够显著, 在研究期内国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大气污染的增加; 而科技创新也并未在大气污染的治理领域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后, 本文提出加强环境规制、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加快生态城镇化发展、 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并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的建议。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