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区域产业链韧性提升？——基于中国26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产业链网络节点模拟攻击模型,根据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测度中国地级市产业链韧性指数,并利用中国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链韧性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城市和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产业链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且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来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化和差异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助力实现产业链韧性提升。     

数字经济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兼论创新水平和市场分割的机制作用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产业链韧性指标体系,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工业产业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而市场分割在这一影响中呈现负向调节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增强工业产业链韧性。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工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能源丰裕程度而有所不同,在北方地区和能源贫乏区域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金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从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其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效率机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的能源效率。在数字金融和能源效率的关系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8.50%，即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区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上游区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数字化时代下,数字金融如何借力人力资本助推企业创新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相结合,探究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企业人力资本累积水平下,该正向促进作用存在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反映人力资本与创新资金最优组合实现企业创新的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不明显,表明企业创新要素最优组合并未达成。(3)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下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而在使用深度指数下不存在中介效应。(4)分组检验发现,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显著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在大型企业却不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发展数字金融、重视企业技术人才供给、实现企业人才与资金两大创新要素合理匹配等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金融与绿色发展——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中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北方城市和中小城市，数字金融对南方城市和大城市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较强；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影响绿色发展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市场化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得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环境认知能力，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金融、金融集聚与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新兴数字金融科技公司的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对比讨论了数字金融对金融集聚、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新兴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均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传统银行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2）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数字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金融集聚,且主要是由新兴数字金融发展引起,而传统银行数字金融发展对金融集聚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也不显著。本文建议各地区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推动金融集聚,发挥金融集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以沪、深两市2012—2020年156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了企业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信用环境不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民营企业和相对而言的小规模企业的信用风险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中介机制来抑制企业信用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分析——基于农业信贷中介效应

在构建我国省际农民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农业信贷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及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农业信贷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分维度、分区域异质性。分维度来讲,数字普惠金融中使用深度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区域来讲,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便捷农业信贷投放来加快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的发展为实现“双碳”背景下绿色农业提供了可行的数字化路径。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得以实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3)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起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4)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金融的抑制效应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抑制效应最低。本文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和实践效应。     

数字金融、创业选择与农户收入

<正>基于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OLS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构建数字金融指数基础上,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收入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户增收,并验证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分维度看,数字金融政策了解度、数字金融服务使用度、数字金融服务满意度对农户收入产生差异化影响,数字金融政策了解度、服务使用度影响效应显著,而服务满意度不显著。     

数字金融、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本文采用2011—2018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且在城镇地区更为明显;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且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在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中部地区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