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产权异质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绿色信贷政策在发挥金融资源市场配置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2012年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一项外部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显著；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的积极效应，并且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对投资不足的缓释作用，且在抑制新增投资的同时能够产生积极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     

绿色金融促进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究——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20年间我国A股上市制造公司为样本,分析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补助在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其异质性分析表明,由于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地区不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着差异。在国有企业中,绿色金融推动力更强;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而言,绿色金融的创新驱动力更强,而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来说,绿色金融的作用并不显著。     

“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客户集中度、企业环保投资与绿色创新

客户关系是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呈“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环保投资水平下，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即当环保投资小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当环保投资高于门槛值，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进一步基于行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集中对重度污染行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且仅在中度污染行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环保投资门槛效应。因此，企业应强化绿色创新理念，且与客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政府需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并加强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要高度重视中度污染行业的减排状况。     

企业环保投资、财政补贴与核心竞争力 ——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2011-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并以企业所获得的财政补贴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能够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获得财政补贴能够增强环保投资对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国有股权参与能否促进民营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行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进行绿色战略转型,特别是重污染行业,其绿色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文选取2008~2020年重污染行业中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研究国有股权参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与能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参与能够通过优化企业外部资源配置、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来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差异、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差异均会影响国有股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企业杠杆率、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

信贷的期限结构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对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支持是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手段。文章将企业杠杆率纳入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当企业杠杆率处于中低区间时,中长期信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当企业杠杆率过高时,中长期信贷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被削弱,但在中高杠杆率区间,对民营企业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更能提升其绩效;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长期信贷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断走弱;第三,在一定杠杆率水平下,中长期信贷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成长企业中更显著。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断裂带的存在极容易使董事会形成不同的子群体,而子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反向牵制和干扰董事会的监督能力,进而影响审计质量。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呈倒U形关系,断裂带异常会干扰公司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其次,董事会断裂带与审计质量的倒U形关系主要源于任务导向断裂带的作用,在企业成熟期更为显著;最后,内部控制能够削弱董事会断裂带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弥补董事会子群体间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合理范围内有效地提升审计质量。     

持续经营能力、政府环境补贴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持续经营能力、政府环境补贴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补贴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持续经营能力能够显著增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持续经营能力能够显著增强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     

信贷支持政策对我国对外投资的效应分析

“走出去”战略推行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与监管、金融与财政支持、服务与调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面临诸多问题。运用多元回归方法，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中对“走出去”企业信贷支持规模作为政策变量来衡量，信贷支持政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金融支持政策对对外投资企业的资金支持未起到正向显著作用。这说明我国金融支持、信息服务等政策的促进效果有待提升，由此进一步提出对外投资宏观政策体系的优化建议。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绩效,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效引入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Python文本分析方法识别高管环保背景特征和绿色投资者信息,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探究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进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聘任具有环保背景从业经历的高管有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随着环保背景高管数量的增多、管理自主权的增大,其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并且在非国有企业、清洁型行业中,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作用更明显。根据信号理论,上市企业聘任环保背景高管能够驱动企业内部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获取外部政府环保补助,释放企业从事环保事业的有力信号,进而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此外,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质量以及ESG绩效皆产生正向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同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从绿色投资视角驱动绿色转型升级,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低碳城市试点、媒体关注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双碳"战略视角

文章以我国分批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探究低碳城市试点对微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手工收集整理的重污染行业环保投资数据为样本,深入探究企业在承接低碳城市试点建设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建设整体上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基于环保合法性考察外部媒体关注所发挥的作用,实证检验发现:媒体关注程度高时,低碳城市试点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体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低碳试点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最终会提升企业价值.     

我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大量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绿色信贷支持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内即可创造显著的社会效益，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展空间。首先分析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分别阐述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创新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发挥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相关建议。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的问题分析及对策探讨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对绿色环保事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绿色金融的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方面。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对我国绿色环保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绿色环保事业的进一步提升。文章从绿色金融的相关概念界定入手,在肯定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成绩的同时,重点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希望我国商业银行在未来发展绿色金融进程中,能够有效地规避问题,更好地推动绿色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绿色环保事业的长足发展。     

管理者环保经历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助力路径——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烙印理论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管理者的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者的环保经历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环保经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助力作用是通过技术创新氛围和财务资源获取两个路径得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相比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管理者环保经历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并购受到企业管理层的青睐,但对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化。本文基于2012—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发生过并购交易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绿色并购与企业环境绩效间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改善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绿色技术创新在这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非高新技术企业和低研发投入强度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研发投入强度企业实施绿色并购后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宣传绿色并购,推动绿色转型升级;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发挥技术协同效应;适当放宽融资约束,助力企业实现企业效益与环境绩效“双赢”。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