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家庭主观与客观社会地位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数据,对我国城乡家庭主观与客观社会地位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将地位性商品也纳入到代表客观社会地位的变量中。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家庭主观与客观社会地位是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并不强,而且城乡家庭的主观社会地位与代表客观社会地位的各变量的相关性有较大差异。     

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文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变化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社会作用认识的变化和我国的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影响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济因素、社会政治因素、人们传统观念;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职业地位等方面,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不相同.     

再谈充分认识商业的地位

本文认为,商业的地位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命题,而其中介地位则是基本的、原生的.充分认识和提高商业的地位,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总起来讲,商业在市场运行中居于前沿或引领地位;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中介地位;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居于"主仆"地位;在商业购销活动中居于变异地位;在商品流通中居于主导地位.     

女性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湖北地区为例

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中国向小康社会平稳地过渡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构建了一个女性社会地位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务分工、生育孩子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自我认可程度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中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家务分工、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最关键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力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城镇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劳动力的自评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正向相关,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自评健康状况显著差于其余层级.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群体以外的群体之间,自评健康没有显示统计上的差异.检验不同性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关系,男性与女性规律较一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检验不同年龄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仅表现为41-50岁年龄组随着地位的上升,自评健康状况变好;检验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东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自评健康状况上升;东部地区与总体规律一致,表现为最下层级弱于其余层级;中部与西部地区呈现两头分化现象,社会经济地位最上与最下层级,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中间层级较好;检验不同婚姻状况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关系,表现为已婚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研究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相应健康促进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     

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内部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特点明显,造成同一个村内部农户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其享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农户享受社会资源的多寡是由其经济性质及在社会经济中所处地位决定的,农户劳动者素质技能差异是导致其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本因素。缩小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必须从提升农民社会地位,提高农民劳动技能以及公平增加农村的社会资源量三个关键点入手,只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缩小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传媒视野下浅谈党的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矛盾凸显是当前我们不容回避的现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必然居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在传媒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创新能否取得更大的成效。     

再生产抑或循环:女性的职业阶层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职业阶层结构的开放对于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意义,代际和代内社会职业阶层流动表明,女性的总流动率和上升流动率均低于男性,女性更多地受到父代尤其是母亲职业地位的影响,而男性则更容易通过自身努力从较低的社会职业阶层跻身到职业地位的上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社会流动率在增加,但是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地位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制度环境对国企“买断”职工地位变迁的影响研究

本文论述国企改革过程中,买断工人实现返岗前后社会地位的变迁情况,买断职工在返岗后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高、社会关系的重续、社会福利的完善,相比买断前社会地位贬损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回升甚至是复原。这一现象得以实现与企业所处的组织环境有关,特别是制度环境因素。返岗职工社会地位得以回升甚至是复原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发生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下的,其中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多年来对国企职工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对企业和政府造成的社会期待。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满足社会期待,企业就需要进行政策上的改进和推动,但从长远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转型期农民弱势地位分析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依据撒列宁,倪志伟的精英再生论,还是罗纳塔斯的精英循环理论,农民阶层实现向精英的转变都是十分困难的。转型期中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在农民中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农民既没有转型前的优势地位,也没有转型后获得资源的有利条件。其弱势地位具有延续的趋向。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弱势地位,使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动员社会的各种力量来改善农民的地位,最终让农民自身自立,自强才是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主要途径。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底层劣势:形成路径与改善途径——亲子关系的中介和调节双重效应

基于家庭关系视角,运用CFPS2018数据,分析亲子关系是否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且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既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又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部分中介效应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即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形成路径;负向调节效应表现为亲子关系越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正向关联越弱,即亲子关系同时也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改善途径。实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公平,既要不断缩小社会阶层差距,更要注重提升亲子关系质量。     

社会变迁影响下的中国中产阶层划分标准

中产阶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概念,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产阶层具体含义不同,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具体因素也不同。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学界对中产阶层的认识、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决定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具体因素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明确中产阶层划分标准成为正确认识社会结构现状的关键。     

谈"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地位转变

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农民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这种弱势群体地位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非对称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的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非对称性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逆序.即一些新富经济地位很高,但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相反,一些受人尊敬的职业经济收入却不高,甚至相对收入下降,有成为新贫的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有市场的因素,也有非市场的因素.     

浅析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本人通过论述国企的地位来谈国企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最终提出要将国企的社会责任法制化,促进其实现社会价值。     

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在性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而不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从全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全社会范围内自觉地实行计划经济,避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浅论公司社会责任的地位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是对传统公司囿于其营利性所导致的弊端进行反思的结果。对于对公司社会责任是否应当就其整体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地位主要应当体现在学理和道德层面,而不应概括的反映在公司法律中。此外,相对于公司的营利性目标,它应当是补充和辅助性的。     

传统商人的现代生命力——评《企业家社会学》

商人无疑在社会传统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一个无需研究就能确认的结论是：就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言，商人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可是从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看，却给人留下了太多的空白。因此，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进行深入的剖析，显然有助于我们从比较深的层面了解商人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使命。     

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信任态度与社会公平感研究——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使用的是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因素对社会公平有正向作用,参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性水平p值达到0.044,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性水平p值0.018。社会信任度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知越具有正向作用,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公平无明显影响。研究发现,建设更具有公平效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保护人的权利的社会诚信制度、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至关重要。     

规范性影响敏感度(SNI)如何影响全球品牌购买可能性？——一个整合的理论视角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规范性影响敏感度是个很重要的构念。但在全球品牌领域的实证研究还相对有限,其影响全球品牌购买可能性的机制还尚不清楚。为此,文章整合全球品牌资产、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消费三大理论,试图在中国市场上探讨规范性影响敏感度如何影响全球品牌购买可能性。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范性影响敏感度正向影响质量、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全球品牌购买可能性。特别地,规范性影响敏感度对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的影响大于其对质量的影响。规范性影响敏感度通过质量、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三条中介路径影响全球品牌购买可能性,但并列中介分析表明中介效应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从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创建全球品牌要同时兼顾平衡感性路径和理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