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区域差异研究——对上海、安徽、重庆的比较分析

选择上海、安徽、重庆作为东、中、西部的典型代表,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测度三个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第一产业产值与就业结构越均衡,但其比较劳动生产率也越低;上海第二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趋近饱和,而安徽和重庆第二产业仍然具有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上海第三产业的就业促进作用有限,而安徽和重庆具有较大的潜力.因此,东部地区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中西部地区则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接纳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提高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劳动生产率与比较优势的判定——兼对中国劳动生产率高低之争的解释

以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度量方法为出发点,分析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判定标准,同时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高低之争的原因。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之争源自劳动生产率度量方法的差异;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矛盾,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前提,可分别由价值量方法度量的劳动生产率和实物量劳动生产率作出判定;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工资水平,且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而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及实证检验数据,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将很难持久。要想保持这一优势,必须提高劳动者效率和增加值率。     

劳动生产率与此较优势的判定 --兼对中国劳动生产率高低之争的解释

以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度量方法为出发点，分析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判定标准，同时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高低之争的原因。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之争源自劳动生产率度量方法的差异；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矛盾，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前提，可分别由价值量方法度量的劳动生产率和实物量劳动生产率作出判定；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低廉的劳动工资水平，且与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而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及实证检验数据，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将很难持久。要想保持这一优势，必须提高劳动者效率和增加值率。     

国际劳工标准与比较优势

继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之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又遇到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关于劳工标准的要挟.发达国家不承认我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认为这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由于较低的劳工标准所致,并不顾实际情况一再要求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相挂钩,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根据Heckscher-ohlin模型,我们知道,核心劳工标准能显著地影响比较优势,多边劳工标准形成的比较优势的差别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带来好处.发达国家强制执行的单边劳工标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的一种盘剥,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必将损害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政府民生支出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产业规模和劳动生产率双重维度的实证检验

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基于产业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民生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虽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逆库兹涅茨化",但总体上正朝着同步提高第三产业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方向演进,政府民生支出理论上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基于中国25省(市)2007年-2013年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证实,政府民生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确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规模维度的促进效应大于劳动生产率维度的促进效应,但政府民生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比较优势背后的隐患 --由"民工荒"引发的思考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目前仍以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我们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原来,我们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众多消费品和大量外汇储备以及整个国家国力的拉升。而现如今,它却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隐患——商品国际价值链国内部分比重过小、外贸出口增量减价的恶性循环、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由于忽视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国际资本的冲击和国内劳动力人口老化、技术水平较低等因素,比较优势战略显现出不适应性,出现了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贫困化增长,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的进步。因此,我们应在适度发展比较优势的同时运用技术创新寻找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争取主动地位,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基于劳动投入生产率视角的中国ODI动因与逆向溢出效果

近年来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逆向溢出效果尚待考察.中国作为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国,但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可能迫使国内企业投资的跨国转移.当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相结合的指标——劳动投入生产率作为分析视角时,能够发现部分海外直接投资是因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被动流出的结果,并且未对本国劳动生产率产生逆向溢出效果.为此,需要警惕过度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行为,防止由此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失衡的实证分析

一般的经验分析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是较为一致的,工业化的过程既是产业结构的比重优势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次产业的演替过程,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依次转移的过程,并最终达到经济均衡。结合一般经验与国际比较,并对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就业结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且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具有超越第二产业、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特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在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失衡以及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     

基于制造业回流的CAFTA区域产业升级战略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逐渐回流,一直以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逐渐丧失了优势,促使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迫在眉睫。文章基于CAFTA区域产业的发展现状,对制造业回流下该区域产业升级所面临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挑战进行了SWOT分析,提出相应的产业升级发展战略及提升价值链、培养企业创新能力、构建品牌和营销网络、构建模块化生产网络、调整产业结构、创建良好硬件环境等实施对策。     

河南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利用河南省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对河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引入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指数来衡量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波动及其对产业结构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河南省三次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产业间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比较大,特别是产业比较劳动率差异指数要高于全国同期,说明河南省的产业结构还存在巨大的调整优化空间。     

论经济全球化与西部产业升级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国西部低层次，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压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是发挥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努力实现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到劳动·技术密集型、劳动，知识密集型转换，加大开放力度、开发人力资源、争取倾斜性产业政策等是实现西部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     

全球价值链构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基于“嵌入”与“构建”的比较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嵌入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这种低端嵌入带来的＂悲惨增长＂、＂低端锁定＂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桎梏。通过自主价值链的构建,由＂嵌入＂式发展的被动资源获取、企业间无序、过度竞争以及企业单一专业化或简单全能化变为＂构建＂式发展的主动资源寻求、适度垄断下的企业间有序竞合以及企业＂全能专业化＂将更有效地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广西第一产业的效率分析

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效率的角度))来分析和审视广西的第一产业在全区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否合理和健康。指出:虽然第一产业地位下降的趋势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却不符合"标准模式"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出现了"悖论"。并指出:劳动力转移、产业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因素是影响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用新方法测算了三个因素的贡献度);主观、体制因素和产业自身因素是影响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加工贸易分工模式及其启示

加工贸易中当事人所依据的比较优势是各不相同的。经济、人才、技术与资本大国处于上游阶段，生产率高的企业占据研发与零部件生产环节；基础设施和法制环境较好、税收优惠、贸易成本低和经济实力强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处于中游阶段，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和工人技能相对较高的加工企业占据加工装配环节；具有信息优势、专业技能优势和信誉优势的中间人占据上游或下游环节。因此，中国大陆应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加工贸易活动。     

基于国际外包视角的产业结构升级机制和途径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外包业务的盛行,给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运用Antras的不完全契约下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国际外包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可以立足本国劳动力优势渗入全球生产网络,继而推进人力资本要素,实施区域＂圈层＂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新时代重大战略机遇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产业结构总体改善,产业现代化水平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同时,产业发展水平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劳动生产率偏低、产能利用率不高、资源生态约束严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长已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阶段转变。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思路需要从依托本土的"支持投资、刺激生产、鼓励出口"向统筹内外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道路,争夺全球竞争战略制高点。文章通过纵向历史回顾与横向国际对比两个维度的分析,全景式地梳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成效,剖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据此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重大战略机遇,以及通过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基于东西部经济协作的中国产业升级研究

面对当下金融危机,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这对中国新兴产业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欧洲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市场需求将急剧缩小。中国制造业产值目前占世界的19.8%[1],未来这一比重会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分食而逐步下降,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当前国内的一系列产业问题,在中国产业未完全失去竞争力之前,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转型升级--东西部经济协作,东部产业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区转移。     

越南承接中国加工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分析——以第四次产业转移为背景

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民工荒”问题和国外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部分企业开始试图寻找新区域、开拓新市场,将企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或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形成了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浪潮。其中,越南以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优势引起了中国众多企业的兴趣。本文以第四次产业转移为背景,从转移方和承接方的角度,对越南承接中国加工产业转移的现状及条件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