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贵州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农村土地资源经营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的角度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了农村新的经济形式-劳务经济,这客观上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的潜在流失,使农村土地资源逐渐荒种化,从而使贵州农村经济发展失去了基础性保障.通过对农村土地资源经营效益低-劳动力资源流失-土地资源荒种的循环影响分析,结合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动和农村土地资源经营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在发展劳务经济的同时,兼顾土地资源的经营和逐渐调整现有土地流转体制,实现贵州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功率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全国性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有效控制农民工外出务工自选择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准确、系统地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概率的影响和可能的渠道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明显阻碍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返乡创业的成功概率比未外出务工的农民显著低9%左右;虽然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民工增长见识、拓展视野、提升人力资本以及获取外部资源进而增强其返乡创业的主观意愿,但同时降低了返乡农民工个人声誉、人缘关系及社会评价等家乡所在地的本地社会资源。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省广州、东莞、河源及惠州四个市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调研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中的职业价值、职业行为、交际技能、工作技能、社会资本广度以及社会资本深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职业情感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因而,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能力,增强其对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价值认识,强化其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行为,提高其非农就业技能,弱化其对农地的禀赋效应认识,丰富其在城镇的社会资本,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实施农地流转具有积极作用。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省施秉县为例

利用贵州省施秉县的7个村569个农民的样本数据,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年龄、性别、家庭规模、外面务工关系等,其中,年龄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是先正后负,男性、家庭总人数、外面有务工关系起正向作用;而婚姻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家中老人、家中小孩、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虽然人均耕地和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但仍然急需解决好人地矛盾问题和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问题。     

农村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打工形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影响。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不同和夫妻是否共同外出打工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同。用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全面分析外出打工的因素及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高于从未外出者,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收入更高;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能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     

风险流动务工是否增加了农户生计韧性——基于西南地区832份易地搬迁移民数据

本文利用西南地区832户移民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LS回归、有序Logit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风险流动务工对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近流动与外出流动务工正向显著促进了移民的生计韧性发展;从长远角度来看,短期流动务工与稳定流动务工对移民生计韧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就近与外出流动务工对新生代与老一辈移民生计韧性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群体产生了负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增强移民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合理引导移民劳动力务工流动,并从源头上增强不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安置地点的移民幸福感与满足感等建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引导。     

家庭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影响——基于甘肃10个贫困村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某些个别因素方面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较大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一些重要因素的遗漏问题。本文利用对甘肃省10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劳力、耕地规模都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上学子女数却对劳动力外出决策有着显著而重要的反向影响。     

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中国城镇化规模也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1]。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直接推动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关注。本文通过对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实地调查数据的整理,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子女教育问题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最大,土地、非农工作经验或技能、城市就业与收入等传统因素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居住环境与生活习惯和文化程度正成为新兴影响因素,而人均收入这一变量对迁移意愿影响不再显著,但正相关的关系仍然存在。最后基于回归结果和多项分析,提出政府可以在促进教育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就业机会和解决住房问题等方面努力,解决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迁移存在的问题。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

劳动力和土地作为经济社会的两大要素,二者的配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效益,其同步发展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密化的农业人口压力已基本缓解,但合乎逻辑的大规模快速农地流转却没有发生.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不一定引起农地流转,现实中大幅增加的兼业农户减缓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与区位特征关系密切,较高的劳动力流动率并未带来较快的农地流转率.结合现实,可从农户、土地和政府3个方面考察其根本原因,旨在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思路.     

服务规模经营模式下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632份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河南省632份调查问卷所得数据,分析小农户参与服务型农业规模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运用Probit和Logistic计量回归模型对小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或有闲置劳动力均可以提高小农户参与意愿的概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较高、非农收入水平较高、兼业程度或受教育程度较高均会降低小农户的参与意愿;农地地理特征差异会导致以上影响效应不同,尤其是非平原或山地地理特征的农地会强化以上影响(正向或负向)效应;离城镇距离较远的地区,农户参与意愿反而较高,但在非平原区域这种效应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所以,针对不同人口规模家庭应制定不同的引导政策,实现多元化农业规模经营业态;赋予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农地流转功能,引导其市民化或就地城镇化;鼓励高人力资本劳动力返乡,培育农业经济发展领头人;基于农业区位不同和农地特征异质下的农户意愿,采取适宜的现代化经营模式。     

浅析劳动力回流创业对贵州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金融危机使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如何利用好这部分劳动力,使社会和谐发展,成为贵州省重大问题。鉴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贵州省劳动力回流创业的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浅析了劳动力回流创业对贵州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浅析劳动力回流创业对贵州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金融危机使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如何利用好这部分劳动力,使社会和谐发展,成为贵州省重大问题。鉴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贵州省劳动力回流创业的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浅析了劳动力回流创业对贵州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为了了解西北地区农民工外出务工空间行为与定居意愿,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方式对西北五省不同地域典型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其他特征等进行抽样调查,并运用SPSS20.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农民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狭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综合影响其外出务工决策行为,务工主要集中在本省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超过90%的人员有改善生活质量和迁居城市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挑战与出路

近年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使农村产生了留守老人这一群体.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能否得以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这一群体自身是否"老有所养",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与否.文章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状及其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冲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养老制度、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保障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西北地区农民工外出务工空间行为与定居意愿研究

为了了解西北地区农民工外出务工空间行为与定居意愿,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方式对西北五省不同地域典型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其他特征等进行抽样调查,并运用SPSS20．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农民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狭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综合影响其外出务工决策行为,务工主要集中在本省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超过90％的人员有改善生活质量和迁居城市意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已婚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而受教育程度对跨省流动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即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均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不是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家庭人均非汇款收入越高,其越倾向于跨省流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省内流动,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因此,要使农村劳动力获得更好的跨省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有效地减少贫困人口,必须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并加强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劳动力转移的支持,减少其远距离外出打工的现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