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仅有的两个成熟理论模型,分别沿着“情——利”之一维或“情/义”之二维来进行关系分类,且均倾向于将“情”视作“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本文则认为,将“情”包容于其中之“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义利之辨”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此种差序关系的不可分类性根本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二元关系分类。     

“差序格局”与会计信息——理论分析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据

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发源于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双方不仅进行着经济交易,而且还处于社会交往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具有层次性。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披露的实例为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提供了历史证据。     

从“差序格局”到“天下格局”：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演化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优秀企业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展现出突出的创新创业精神和深厚的家国天下情怀。培育和弘扬颇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推动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然而,对于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相关研究尚缺乏充分的理论探讨。通过对11位代表性企业家及其企业长达10年的跟踪调查,本文运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家在对待自我、员工、合作伙伴以及社会大众和自然万物时呈现出沿着“修身立德”“成就员工”“多方共生”和“天下为公”路径的格局演化,并创造性提出“天下格局”这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新概念。本文通过理论构建对“天下格局”做出概念界定,并从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和适用群体等方面深入讨论了“天下格局”与“差序格局”的差异与联系,认为从前者到后者是个体精神不断演进和超越的过程。本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式企业家精神研究、突破差序式管理模式局限和深化共益企业视角下的社会责任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于突破家族企业的信任困局和发展瓶颈,引导企业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亦具有现实价值。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中国人行为的领域中,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伦理本位”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理论,它们之间既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也有一些深刻的分歧。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对中国人行为取向的判断,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理论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性”大讨论,作为这一讨论的典型代表,“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各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得失之处。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

在本土心理学研究脉络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文化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关联的以儒家伦理为解释对象的"角色理论"充分影响到了以"尊尊"为中心之"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权威性格"的研究范式相反,以人情化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则凸显了"尊尊"之外以"亲亲"为中心的某种"情理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构成了所谓"差序式领导"研究的潜在理论基础。如果从不同组织场域及"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出发,官僚政治场域的等级制"主从关系"与民间社会层面的人情化个人关系始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使是人情化的个人关系在"乡土"及"商场"不同场域背景下也趋于演化为表面和谐导向的"人缘关系"与真正相知相交的"朋友关系",进而构成不同性质的个人领导差序网络及其组织领导的结构模式。     

“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皖北李圩村调查

"气"是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它有身体暴力、语言暴力、上访、自杀等诸种"释放"方式。基于维系村庄共同体的需要,熟人社会中存在着"忍让"意识形态、伦理秩序、面子机制、命运观等对"气"的有力平衡机制。李圩村的经验材料表明,这些平衡机制日益失效,人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释放""气",村庄中乖戾之气横行。这必须放到当前中国现代性和伦理变迁的背景下去理解。     

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

与其牵强附会地把布什政府外交政策追溯到施特劳斯那里去,还不如探究一下布什主义的宗教精神、宗教在美国的复兴和福音派的崛起及其深刻影响。对于理解和厘清保守主义,这恐怕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Mobile Payments,Social Money: 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Consumer Subject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mobile payments systems such as Apple and Android Pay? We argue that mobile payment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consumption practices and the wider problematic of the consumer subj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ne (managerialist) view of these changes suggests that certain ‘immaterial’ values in brands, logos or networks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Thus, businesses increasingly craft user experiences to realise brand value as the indicator of future consumption, for example, Facebook, Netflix. Against this view, the critical literature has underlined how the customer relationship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n element in corporate power; enticing consumer subjects to dedicate their social lives to the task of monetisation. Rather than choose between sides of this dichotomy, we suggest it may be more fruitful to reflect upon the unanticipated potentialities of mobile payments. By reflecting on the sociality of money, we move beyond a simple cost-benefit analysis, or a structural determinism, to emphasise the contingency of market subjects, questioning how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 subjects, on the one hand, and and a putatively impersonal (yet palpable) global economy, on the other.     

伊春国有林权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伊春国有林权制度改革试点从其运作来看,虽然没有改变林地的国有性质,但却改变了林木的国有性质。原来的国有森林资源转为私人所有已经成为现实,其实质是国有林木私有化进程。我们坚决反对。理由有三：一是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支持私有化是提高林业效率的最佳途径;二是中国国有林业的突出问题并非产权的私有化;三是国有林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中国国有林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而在法律和制度并不匹配的情况下,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白银外交和币制改革：绝处逢生的“双赢”游戏

美国政府1934年通过的《购银法》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作为银本位大国的中国深受其害,白银大量外流,金融出现严重危机。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交涉,最后与美国达成了白银交易,据此改革并稳定了中国的币制,实现了中国多年来一直追求的货币现代化。中美白银交涉集内政与外交、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政治问题于一体,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联系性。     

我国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调查研究 ——人情关系与"规范化"经验的影响与互动

中国农村由血缘、地缘关系衍生出的"朋亲人情"关系对于农村创业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那么,人情关系将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呢?创业者"规范化"经验对于这一影响又起到了怎样的互动作用,是促进还是制约呢?文章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1)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能够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2)创业者先前的企业管理和行业协会中的"规范化"经验对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3)创业者"规范化"经验总体上会反向调节企业人情关系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制约.本文的研究对深化农村创业研究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法、法治与宪政（下）

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者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宪政的目标决不是简单地限制政府权力。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要求宪法赋予政府足够的、有效的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保持社会安全及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