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变革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出发,建立理论模型刻画自贸试验区设立影响下企业融资行为决策过程,并以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有利于提高企业外部融资总额,主要表现为权益融资,其原因是自贸试验区政策带来的制度环境变革改善了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缓解了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政策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效果更为明显,并最终使得企业间同行借贷规模有所上升,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优化资本市场信息传递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了依据。     

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金融化期限结构对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投机套利”动机,会对实体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目的不明确,对实体投资产生的作用不显著;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主要是“投机套利”动机,会显著抑制实体投资。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提高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吗?:来自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的经验证据

如何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作为制度创新的高地,自贸区为中国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了天然试验场.基于此,文章探讨了中国情境下自贸区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政策效果及传导渠道.研究发现:(1)中国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不仅明...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生产性投资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中国138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

以中国上市制造业企业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因及其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相对收益率和相对风险显著相关.同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生产性投资既存在挤出效应,也存在风险对冲效应,且这两种效应因企业所有权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金融化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对冲效应相对较大,但仍小于挤出效应.进一步综合来看,实体企业金融化虽能缓解企业面临的整体风险,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不显著,而且不同流动性的金融化投资均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对其实体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其实体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且高科技企业对实体投资的挤出效应比非高科技企业更明显,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将资金用于创新投资.为了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倾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加强金融监管,大力实施供给侧改革,提高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以及Zephyr和fDi Markets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和规模,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所有权性质、金融资产种类和经济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也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实体企业金融化通过缓解杠杆压力、补充现金流和降低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降低了OFDI的非效率水平。金融化与OFDI的交互作用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并在过度金融化的企业中效应更强。在目前企业“走出去”加快和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引导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资产配置情况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理性配置金融资产,并为企业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金融支持。     

浅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区域型和中小型物流货代企业的应对策略

自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海啸后,全球经济的较快速度发展阶段性的放缓了脚步,之前模式的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在次贷危机这个诱因下实现了总爆发.作为当时改革开放已30年,并于2001年12月11日就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参与了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中国自然很难独善其身、毫无影响.但尽管全球经济与贸易经历了这次被称为“仅次于1929-1933世界经济危机”的浩劫,许多国家处于保护本国行业及利益的目的设置了贸易壁垒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但经济与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反而加快了脚步.正如水面上的软木塞---倾盆大雨都打它不下去,因为这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     

内部控制、法制水平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审慎开放，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则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增速放缓，实体企业基于“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而不断扩大金融投资，使得企业金融化现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系统研究内外部治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有利于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其金融资产占比连续3年及以上增加界定为金融化，从内外部治理视角探究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最终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并且法制水平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银行金融科技与企业金融化：基于避险与逐利动机

本文识别了中国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金融科技专利信息,并将其与企业贷款信息结合后考察了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结论在排除银行金融科技属性对优质企业的“选择效应”和遗漏变量偏误等影响后仍然成立。银行金融科技不仅能通过促进银行信贷规模扩容、减少抵押贷款依赖有效弱化企业风险规避动机,还有利于降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缩小实体与金融投资利差,从而弱化企业投资逐利动机。此外,银行金融科技主要通过底层数字技术类专利对企业金融化发挥作用,重点影响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效应更为明显,并有利于引导企业资金回流促进实体经济创新。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学习:基于政策外溢效应的视角

文章基于政策外溢效应的视角,分析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学习的内在机制及异质性企业所表现出的差异化特征,并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总体来看,政府补贴提升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通过人力资本投入、研发投入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通过寻租成本渠道抑制了企业出口学习效应;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出口目的地差异化特征之后,发现政府补贴更能增强非国有企业、出口到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启示在于,中央政府应优化制度设计,加强对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审查,避免持续、广泛的政府补贴;同时,遏制寻租效应,提高补贴效率,促进企业出口学习效应提升。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NK-DSGE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通过比较不同政策机制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发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引入缓和了金融冲击的效应,并且可以同时实现稳定物价和稳定金融系统的目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1)金融冲击下,仅对产出缺口和通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具有最低的社会福利水平;(2)如果货币政策考虑信贷市场,并同时使用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那么社会福利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这意味着金融冲击下,政府应该积极行使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机制。当前,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利用金融冲击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因此,采用对信贷市场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以及反周期性宏观审慎政策将具有相对较好的政策效果。     

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促进?

文章以烙印理论为基础,使用2007-2017 年中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 察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从军经历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且 董事长从军经历和总经理从军经历均会显著地促进企业金融化。区分金融化方式后发现,高管从 军经历对企业房地产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调节因素考察后发现,当企业为国有企业,这种 正向影响会加强;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这种正向影响会减弱。传导路径探索后发现,高管 从军经历通过提高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和企业战略激进度,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考察 后发现,高管从军经历弱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深化了 企业金融化的动因认知和丰富了管理者特质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上为提高高管自身决策效率 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实体企业产权性质、金融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基于新常态背景下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新常态背景,以我国2014～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研发创新的关系,进一步从企业产权异质性角度研究金融化程度对研发投资调节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从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角度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强度均为负向影响,但国有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强度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与企业金融化趋势的冲击——来自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证据

文章采用一种更加综合的银企关系度量方式,从贷款公告市场反应的视角,首次检验了银企关系强度与企业金融化对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能力的影响。基于A股市场数据,研究发现银企关系越亲密,贷款公告的市场反应越正面,表明亲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提高银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能力,但危机后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会削弱亲密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文章深化了银行信息生产领域的研究,为银企关系的信息价值以及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传递机制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