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驱力。基于2012—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存在显著差异，伴随产业链韧性提升，数字金融作用效应逐步降低；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要素配置是数字金融影响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渠道；调节作用检验发现，市场分割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金融监管对数字金融与产业链韧性的关系发挥U型调节效应。我国应积极加大数字化投入，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部署资金链，建立和完善金融资产信息库，推动金融业务数字化进程；加快落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破除地区间市场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变革，逐步优化金融监管交叉性强、重复率高的环节，提升数字金融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产业链韧性提升夯实创新基础。     

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研究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智慧物流显著促进产业链韧性提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和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具有时间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样本期后期（2015—2021年）、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智慧物流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运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资源要素顺畅流动，缓解行政壁垒，促进市场整合，从而增强产业链的资金可得性和上下游关联关系，提高产业链韧性。因此，在我国产业链韧性需要迫切提升的关键阶段，应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智慧物流持续健康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完整且有韧性的产业链；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市场整合作为提升产业链韧性的着力点，更好发挥智慧物流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研究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潜在动力。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综试区设立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激励效应”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综试区设立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我国需要加快推进综试区建设，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政策作用路径，助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     

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企业能源效率吗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促进了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误、变量的内生性及使用不同的衡量指标后，核心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在出口企业、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机制检验表明进口技术复杂度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能源效率。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投入数字化已经成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探究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量”与“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投入数字化会通过降低企业成本的渠道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大小差异、数字要素投入来源差异及制造业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差异化影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效应产生明显的负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要素的投入质量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新服务企业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绿色创业导向转化为组织绩效的路径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提出绿色动态能力构念,并将绿色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服务企业绿色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影响的概念模型,以国内215家企业为样本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动态能力在新服务企业绿色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在绿色创业导向与绿色动态能力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4—2020年中国991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分别构建数字创新与技术创新效率两个评价指标体系，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创新及其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创新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创新不同基本要素影响也不同。进一步指出数字创新平台和数字创新文化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前期具有滞后效应，数字技术、数字创新者和数字创新公民则呈现正负效应交替影响；数字创新基本要素加入的驱动效应优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驱动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农村产业高级化，强化农业经济韧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作用，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韧性发展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应围绕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推动农村产业转型、消弭数字鸿沟等方面，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     

环境规制、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创新——压力能转化为动力吗?

环境规制水平提升与不确定性程度加强是我国工业企业面临的现实压力,创新被认为是破解当前困局和难题的关键。本文聚焦宏观政策及外部环境变迁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以压力向动力的转化为视角,探索增强工业企业创新韧性的可行性路径。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创新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需跨越制约作用拐点后,才能迎来压力向动力的转化,但不确定性增加了实现这种效应转化的难度,使得压力向动力的转化趋向延缓。其次,由于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环境规制与不确定性二者的综合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较大的财政压力和较低的信息透明度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提供了动机和条件,使得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更难跨越拐点。     

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之元分析

通过对包含105个效应值、1 264 724个总样本量的分布于Association of Business Schools (ABS) Academic Journal Guide 2015年期刊排名3区和4区的58篇相互独立实证研究的元分析,本研究探究了企业绩效在多大程度上与国际多元化有关,潜在影响因素是否对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具有高度情景依赖性;基于数据的可用性与可靠性,本研究从资源观视角归纳出了企业内部异质资源、外部环境、测量与方法因素等三方面的潜在影响变量,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这表明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受企业异质性、全球经济稳定性、国家竞争优势、研究方法和测量标准的影响。     

企业战略执行策略的绩效影响机制——来自中小民营企业的证据

现有的战略研究相对忽视关于企业战略执行策略及其绩效含义的深入分析。根据资源基础观和能力基础观,战略执行策略是连结战略规划与组织产出的重要组织过程和行为模式,其有效运用是企业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文章系统地探讨了战略执行策略、环境不确定性和战略执行绩效的关系。对249家中小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型策略对战略执行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不确定性对参与型策略与战略执行绩效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因此,推广文化型策略以及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运用参与型策略都是提升中小民营企业战略执行绩效的重要途径。     

动态环境下制造柔性与竞争优势关系实证研究——以珠三角制造企业为例

随着环境的动荡和顾客需求的复杂多变,制造柔性逐渐成为制造商在不确定环境和动荡的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竞争武器。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具体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制造企业柔性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来自珠三角的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利用SPSS16.0、LISREL8.7分析工具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与制造柔性及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凭借外溢性、共享性特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助力企业低碳发展的核心动能。从理论角度阐释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运用2014—2021年我国沪深A股1 643家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两个分指标专利司法保护、专利行政保护也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在国有、非国有企业均显著；与企业生产要素类型、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在知识密集型及处于成熟期阶段的企业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应完善数据要素配置机制，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深耕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协调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施差异化助企举措，筑牢绿色技术创新基础。     

数字经济、目的国搜寻成本和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搜寻成本的设定,文章拓展了Liu&Serfes(2005)的模型,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丰富的数据信息,将使企业选择更高的产品质量水平,而搜寻成本降低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作用。采用2008～2013年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样本,文章证实了数字经济对于企业出口质量的正向促进效应,目的国搜寻成本对这一效应发挥门限作用与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搜寻成本对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只存在于本土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对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则发挥直接的质量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进口中间品质量、进口中间品种类以及数字产品进口渠道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高层管理者关系对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创业导向是企业价值增值,实现增长的战略选择.本文以机会获取为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旨在揭示高层管理者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基于210家成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对企业创业导向有正向影响,机会获取在高层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与创业导向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高层管理者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对企业机会获取的直接效应,从而弱化了其对创业导向的间接效应.     

数字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5～2020年中国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增加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当技术创新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不能提升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当技术创新水平大于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及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快速提升；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各地区应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要通过数字化提升各地区技术效率。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股权激励和客户需求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如何助力企业顺利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股权激励和客户需求不确定性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任期、性别、教育水平异质性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年龄和职能背景异质性反之；在成熟期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小以及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上述作用更加明显。研究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视角出发，预期能为企业高管团队人员配置提供建议，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