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机制下流域保护问题研究

澜湄合作机制自2016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在澜湄六国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形成了"务实高效、项目为本、民生优先"的合作模式,水资源作为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得到了澜湄六国的一致重视,但是关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权利的分配、生态系统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持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对澜湄流域及澜湄合作机制的介绍,探析澜湄流域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相应的理论构建合理的流域保护方式,以期对该流域的生态保护有所借鉴。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和国际安全新秩序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地区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 ,有越来越多的动力正在将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利益连接在一起 ,并使它们具有了特殊的安全互动关系。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地区内国家间安全互动的情势既影响着全球安全的整体走向 ,也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环境、有层次的战略的重点 ,并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保障的程度。地区安全体系是由地区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能力 (权力 )的分配状况所构成的 ,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地区安全复合体、安全制度和安全共同体。目前 ,单一的世界安全秩序越来越不清晰和难以把握 ,多样性的地区安全秩序则不断涌现和明朗。总的来看 ,安全的地区化是国际安全的基础 ,而非障碍。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一个分析的框架北大核心

国际安全的地区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和国际安全新秩序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地区主义趋势加强的背景下 ,有越来越多的动力正在将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利益连接在一起 ,并使它们具有了特殊的安全互动关系。安全的地区化意味着地区内国家间安全互动的情势既影响着全球安全的整体走向 ,也构成了国家安全的主要环境、有层次的战略的重点 ,并决定了国家安全利益保障的程度。地区安全体系是由地区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能力 (权力 )的分配状况所构成的 ,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 :地区安全复合体、安全制度和安全共同体。目前 ,单一的世界安全秩序越来越不清晰和难以把握 ,多样性的地区安全秩序则不断涌现和明朗。总的来看 ,安全的地区化是国际安全的基础 ,而非障碍。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及前景分析

欧盟经过了五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5个,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面临着国家利益与欧共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欧共体内部与外部政策协调的矛盾;高失业率的矛盾;集体安全问题等的挑战.总的说来其前景是乐观的.     

安全复合体理论视阈下的北极安全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北极地区由于各国对极地潜在资源的竞争而开始了"被安全化"的进程。这种进程所引起的北极地区安全问题可以用安全复合体理论予以解释。作者根据此种理论视角对北极周边各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未来北极安全复合体包括两个实力强大且相互对抗的"极",即美欧与俄罗斯;随着未来北极安全复合体的成型,它有可能继续保持冲突态势,也有可能向安全机制演变;北极地区安全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将由地区层次问题上升为全球层次的问题。所以,不论北极安全复合体的内部态势是友好还是敌对,北极地区都将成为全球层次安全态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全球层次大国利益密集交汇的地方。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的关切。     

对景洪港发展建设的一点思考

景洪港位于景洪市区澜沧江北岸,是连接湄公河的水运口岸之一。澜沧江—湄公河是亚洲唯一一条连接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的国际河流,绵延４８８０公里,最后汇入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衣带水,形成了“山脉同连、江可同源、民族同根、文化同流”的文化地理依存关系。流域内的８１万平方公里土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水能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因此,人们又冠以她“黄金水道”和“东方多瑙河”的美名。 澜—湄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吸引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参与开发的热情。今年６月,中、…     

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东亚安全秩序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外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构想,这些构想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模式之间的竞争:霸权秩序下的合作、均势秩序下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共同体。作者介绍了这些合作主张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做出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大部分学者的政策建议与其理论依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比较可疑;东亚安全的研究者们需要更为谨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东亚安全合作的现实与前景——观点的分歧及其分析

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东亚安全秩序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外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构想,这些构想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模式之间的竞争:霸权秩序下的合作、均势秩序下的合作以及地区安全共同体。作者介绍了这些合作主张之间的差别,并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做出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大部分学者的政策建议与其理论依据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比较可疑;东亚安全的研究者们需要更为谨慎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安全共同体”理论和东盟的实践

本文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分析视角 ,阐释了“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及其核心观点和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重要特征———“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 ;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各个层面的严重挑战 ,并对如何应对提出一些建议     

集体安全化进程中的受众行动逻辑：利益匹配度、能力集中度——以东盟应对海上恐怖主义与非法捕捞为例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进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探究东盟推动海上安全合作的行为机制对把握地区安全合作的内在逻辑,分析集体安全化路程演变,以及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引入集体安全化的概念,从进程视角解释东盟的安全行动,并在施动者策略之外,重点关注受众能动性对集体安全化的重要作用,进而基于利益匹配度和能力集中度构建解释框架。只有在利益匹配度高且能力均衡的情况下,受众才会对施动者的说服采取正反馈,实施集体安全化。反之,受众将选择负反馈,拒绝采取集体行动。文章以应对海上恐怖主义与非法捕捞为案例,揭示东盟集体安全化的形成机制,阐释其对于理解区域安全合作的启示作用。     

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廓清中东安全的概念,明确中东安全的主体是推动中东安全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在全球安全体系中,中东地区是最为突出的"短板"。中东安全问题盘根错节、尖锐复杂,有其深刻的内外根源。它本质上是外部干预和中东国家不发达状态的反映。在中东的秩序重塑和国家转型进程中,安全问题犹如"灰犀牛"般愈演愈烈、效应叠加,形成了多重安全困境。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域内国家针锋相对的安全观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中东的安全困境。中东安全问题不仅危及地区国家,还波及周边和世界各国,安全威胁迫在眉睫。但是,中东安全主体复杂,安全治理困难重重,短期内很难形成合力、取得实效;同时,既有安全机制具有片面性和排他性,无法破解安全难题。因此,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安全掌握在域内国家手中,提升自主安全能力和水平,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在源头上实现安全治理。中东安全治理应摈弃传统安全思维,设定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从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进行综合治理和整体治理,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自主安全建设为依托,摆脱"安全靠大国,发展靠能源"的双重依赖,推进多层次安全合作;以普遍安全、共享安全和共管风险为目标,推动中东安全新秩序的建立,实现中东地区的整体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解释

新地区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的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对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也发生了从维纳范式向新地区主义范式的转变。Ethier的一个分析框架指出,区域中的内部国家和(B,E)类型的外部国家是新地区主义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据此,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将依循“3”→“3+5”→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路径顺次展开。     

八项措施强化单位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单位内部重点要害部门的保卫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单位内部治安秩序的好坏,对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目前相关部门公布的情况看，单位内部综合治理普遍存在一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加强单位内部重点要害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极为重要。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国际秩 序的演进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互联互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也具有 国际关系的本体论的含义。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是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 互联互通构建了“天- 地- 人”的互动网络，其广度、深度和密度界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及 其交往方式。互联互通塑造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推动了政治空间的革命，也改变了国际秩序。 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和价值型两个类型，功能型的互联互通依赖于交通和通讯技术，“消灭” 了距离，“压缩”了空间，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容量；价值型的互联互通增强了人心交流、宽容与 理解。互联互通实现了国际关系从结构向过程的转变，互联互通建立了多层次的“人类之网”， 互动交流使人类之网密集化、包容化，最终迈向“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与东亚区域化深入发展交相呼应,不断推动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以及相应区域机制出现新势头。如何从理论上理解东亚区域化、如何在实践中推动东亚一体化发展,成为人们不断深入探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契机和动力。作者立足于全球化、区域化、全球治理以及区域治理的理论思考,改变以往过分强调"大国中心"、"权力利益至上"、"冲突纷争主导"的思维方式,以中日关系为重点,以东亚区域的结构分析为基础,对"东亚共同体"构想进行一次理论与实证的考察。由此得出以东盟为中心的"反向辐射双重结构"的分析结论,阐明了东亚区域化目前的特殊结构特征;通过对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的实证分析以及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推动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真正得到全面改善所提出的建议,使中日两国确立和平对话、友好合作的关系与机制,共同致力于建设性地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实现。     

赫尔辛基进程30年:塑造共同安全

1975年欧安会的召开,开启了赫尔辛基进程。在30年的时间里,赫尔辛基进程历经了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面对着完全迥异的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政治安全进程,欧安会(欧安组织)帮助欧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军控和信任与安全措施机制,在冷战结束之后又在预防性外交、危机处理、冲突解决与冲突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性作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赫尔辛基进程在塑造欧洲地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观念和区域安全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建构作用。     

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

通过梳理安全治理理论的缘起与演进,作者强调了安全治理概念的形成体现了安全从传统转向非传统、安全维护从管治转向治理的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理论运用于各国实践的新趋向。从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角度,作者还分析了安全治理的能力特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并通过对安全治理的不同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以及东盟模式)的逐一比较,进而考察了非传统的安全观念、思维模式及实践经验在不同区域的差异。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作者对国家利益、安全内涵、安全指数以及对安全的维护途径与方法进行了认识上的提升与拓展,强调作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新范式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即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对多种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治理的模式不仅是当代国际安全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也是中国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与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一种可借鉴的理论范式。     

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

80年代中期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开始出现新的互动现象,相互依赖理论发现,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已使相互之间的存在“不能缺少对方”,这对国际关系的权力分配和行为体能力的发挥具有新的意义。东亚地区的现行格局是特定时代国际斗争或权力争夺的产物。90年代后期以来广泛兴起的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尽管大多处于较低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但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效应正在悄悄地发生作用。东亚国际关系和格局正是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和相互依赖日趋紧密背景下发生着潜在变化。东亚格局中各行为体及其各自内部,在多边互动中为确保自己利益而发掘拓展行动的能力。东亚国际格局处于变动和重组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