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目的]文章旨在研究京津冀地区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差异,为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方法]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强度的敏感性。[结果](1)2000~2015年期间,北京市以林地和建设用地为主,天津市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河北省以耕地和林地为主;(2)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2000年的4 498.0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 655.65亿元,2015年下降到4 547.64亿元,其中,天津市、唐山市、沧州市和廊坊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7.16%、15.8%、7.62%和14.73%;(3)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对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较小,生态系统能够适应目前土地利用的变化。[结论]应该根据京津冀地区城市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基于RS和GIS的武汉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

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越来越引起重视。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基于RS和GIS技术手段,分析了1991~2005年武汉市土地利用变化幅度与单项土地利用类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武汉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市在1991年至2005年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武汉市的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少,建设用地的面积迅速增加,水体和绿地的面积变化保持稳定。(2)经济增长是影响武汉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因子,其次为人口增长因素。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大、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的地区,研究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对实现大城市自身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数理统计与综合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平谷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与GDP、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以及人口等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4年,平谷区农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其中耕地减少较多,园地增长速度较快,林地略有减少。建设用地持续增加,其中交通用地增长速度最快。平谷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社会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节约集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保障服务首都北京功能和平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平谷区土地利用的必然要求。     

山东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征与区域差异

本文基于1990、2000、2010和2015年山东省的四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采用目视解译方法,对山东省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人工解译得到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库,运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来描述土地类型的变化强度,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计算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移矩阵,从而分析山东省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特征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1)1990-2015年,山东省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主要向建设用地、水域、林地转变;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不断上升且呈“东中集中,西北西南相对少”的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长较快的主要特点是“西北西南增幅大,自东向西蔓延”,面积增长较快;天然湖泊等水域面积向人工水域面积转变,变化最大为南四湖;(2)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较大,整体来看,建设用地变化最大,其次是水域、耕地和未利用地;(3)土地利用变化原因主要在于经济驱动、市场导向和政策调控。其中,经济驱动因素主要在耕地—建设用地转换中最为明显,市场导向更多地影响了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相互转换,而政策调控直接影响了耕地—林地的相互变化。     

近10年崇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基本特征与空间格局

[目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是揭示土地利用对人类活动响应程度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其变化特征及空间格局的研究讨论人地关系在不同地域空间上的强度与作用模式。[方法]基于2002年、2014年TM/ETM+影像,在RS和GIS技术的支持下,采用人机交互图像处理方法提取了崇州市土地利用信息,应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空间转移图谱、城市扩展指数、缓冲分析模型和方法对崇州市近1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1)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耕地、建设用地为主,建设用地动态度最大达到5.72;整体土地利用程度由254.25增长到260.93,各乡镇变动值差异较大。(2)土地空间转换面积达1.850 85万h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6.94%;增长面积最大的图谱单元依次是新增建设用地、新增耕地和新增林地;建设用地、耕地、水体与高程、坡度之间负相关性显著,坡度0°~6°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区域。(3)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增长,缓冲范围内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2 120.76hm~2,城市中心自河流向东、东南、东北3个方向扩展。[结论]崇州市土地利用整体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地域差异明显,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     

基于CA-Markov模型的哈尔滨市土地利用变化预测研究

[目的]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趋势,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以哈尔滨市为例,基于1992、2003和2014年3期遥感数据,建立以经济生态为主的转换规则,采用MCE模型、土地利用重心迁移模型和CA-Markov模型分析研究区22年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并对2025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预测。[结果](1)1992~2014年,耕地迅速减少,林地和水域波动变化,草地缓慢减少,建设用地由于耕地的转入不断扩张,未利用地大量转出成为耕地。耕地和建设用地重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移动,两者重心呈远离趋势。(2)试验得到的2014年土地利用结果和实际解译数据Kappa系数达0.878 0,表明转换规则的制定可行,模型可信度较高。(3)2014~2025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较1992~2014年存在差异,耕地持续减少,且减少速度加快,林地基本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草地空间位置变化活跃,水域面积增加,建设用地仍然保持增长。耕地重心加快向城市边缘区移动,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速度降低。[结论]运用CA-Markov模型对哈尔滨市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预测,对哈尔滨市的土地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土地利用作为地球表面与人类活动连接的纽带,明确其变化特征及驱动力对于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以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为例,从土地利用动态度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来探究研究区在199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年际变化进行驱动力分析。[结果]2015年草地面积为329.52万hm~2,占总面积的81.17%,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土地利用类型, 1990—2015年草地总量略有减少,减幅为0.04%;湿地作为研究区第二大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先减后增、整体减少的趋势,整体减幅为0.36%;其他土地面积减少1.39万hm~2,减幅为19.05%;面积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面积整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增加8 480hm~2,增幅高达102.60%;人工表面面积增加6 075hm~2,增幅为29.47%;林地面积增加了2 908hm~2,增幅10.48%。草地、湿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净转入特征,耕地、林地和人工表面用地表现为净转出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草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互转换是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和农畜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     

基于马尔柯夫模型的酒泉市肃州区LUCC趋势预测

甘肃省酒泉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拟通过对其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的研究,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依据肃州区1988～2000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对该区域LUCC进行分析,确定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概率矩阵,并用马尔柯夫链模型预测了该区LUCC趋势。结果表明,肃州区土地利用将呈现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增加,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减少的发展趋势。     

重庆市黔江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重庆市黔江区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分析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特点,即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林地面积大量增加;耕地、园地、其他农用地、未利用地面积大量减少.并运用SPSS软件分析了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认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土地政策是导致黔江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     

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生态风险研究

[目的]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轻度及以上石漠化的69个区/县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点,揭示其变化对该区域土地生态风险的影响。[方法]基于GIS支持,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度、土地转移流、土地生态风险指数(RSI)等对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异质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度呈逐渐增大趋势,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反映出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较频繁。(2)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4类用地转移的数量与方向决定着广西石漠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3)2000—2015年广西石漠化各区/县土地生态风险程度略微增大,南部的贵港、南宁是生态重警区,研究区的土地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改善。(4)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结论]研究区未来土地利用,应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基于产权与利用视角的台中市土地变化分析

[目的]以我国台湾省台中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多源统计数据,对其2011—2015年土地产权变化及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以揭示台中市几年来土地产权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方法]文章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结果](1)2011—2014年台中市共计增加登记土地产权面积621 hm2,公私共有产权土地面积先减少后增加,至2014年达到643hm2。(2)已登记非都市土地总面积,从2011年起处于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特别是2014年已登记非都市土地总面积增加较多,相对于2013年增加了1.4196万hm2。(3)都市发展区中的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文教用地、特定专用区的面积皆有增长,而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其他区的面积有所下降;非都市发展区中的保护区面积比较稳定,而农业区、风景区和河川区的面积处在调整的状态。[结论](1)台中市私有土地面积占比处于下降趋势,但整体不是非常明显;土地所有制包括公有、私有和公私共有等多种形式完全可以共存;东南亚人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数量在总体上增减变化不大;(2)台中市都市发展区用地虽有增长但增幅较小,而都市区土地、非都市区土地内部的用途竞争导致了各类用地功能区的面积此消彼长;土地所有制对城市用地扩展没有构成制约,即土地所有制不是城市发展的分歧所在;(3)非都市土地转换为都市土地,不仅取决于各类土地竞租能力的差异,还取决于都市发展计划与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土地用途转换应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居民社会福利增进为目标。最后,提出完善土地权利结构体系,增加公有土地面积占比来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等政策建议。     

基于约束性SD模型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研究——以吉林省四平市为例

[目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预测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文章旨在为实现城市转型和精明增长双赢提供技术支撑。[方法]以四平市为例,首先,利用土地集约度公式,对2015年四平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进行评价;其次,探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作用机理,构建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图,利用回归分析和C-D函数确定变量的关系式,将土地集约度作为约束条件,利用2001—2016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对2015年四平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进行仿真,并对2030年四平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进行预测。[结果](1)土地集约度在40~60,到2030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全市耕地面积、人口、GDP较2015年分别变化22.02%、-5.50%、0.16%、161.92%;(2)土地集约度在60~80,到2030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全市耕地面积、人口、GDP较2015年分别变化12.98%、-4.26%、1.12%、188.62%;(3)土地集约度在80~100,到2030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全市耕地面积、人口、GDP较2015年分别变化5.43%、-2.49%、1.53%、254.08%。[结论]2015年四平中心城区集约利用区面积仅占15.91%,中度集约利用区面积占22.50%,低度集约利用区面积占61.59%,说明目前四平城市用地效率低下;今后四平市应提高土地利用率,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应将土地集约度作为约束条件,预测四平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该研究既保护了耕地资源,又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为实现四平市城市转型和精明增长双赢提供技术支撑。     

河北承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针对承德市土地利用存在结构不合理、后备资源不足、经营粗放、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文章使用承德市2007~2015年统计年鉴以及土地利用变更数据等,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承德市的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土地利用速度变化。并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承德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现状具有开发程度适中、比例分配合理特征;(2)土地利用结构方面,农用地变化不大,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园地、林地增幅较大,建设用地增长幅度也较大;(3)土地利用程度方面,承德市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不大,总体来说呈现增强态势;(4)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方面,水域、水利设施占地以及交通用地变化较大,耕地和草地变化程度较小;(5)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是经济发展、人口以及城镇化。由此提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高耕地质量,转变土地经营方式,建设水土保持工程等措施,以促使土地利用生态化利用及土地可持续发展。     

紧凑城市理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应用

在对紧凑城市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中,提出了"以高密度开发为准则、重视城镇建设用地内涵挖潜,以分散的集中为引导、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以混合用地模式为指导、优化各类用地的空间组合,以和谐舒适为目标、合理安排基础设施用地"的规划思想.     

基于CA模型的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演变模拟——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土地利用的多地类CA模拟方法,并掌握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规律。研究方法：选取典型城市边缘区 —— 广州市花都区为研究区域,利用C#语言结合ArcEngine GIS平台编程进行花都区土地利用演变CA模拟研究。以不同时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图为基础数据,比较研究期内各地类的变化数量与方向以确定地类转换之间的优先级,并确定各地类的转换概率阈值。然后利用蒙特卡罗方法结合控制因素进行判断,最终确定元胞的转化状态。研究结果：模拟结果表明,2000 — 2005年间,新增建设用地分布在除北部山区以外的所有区域,但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农用地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东北部,而且破碎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流向上,仍然有不少数量的农用地（主要为耕地和林地）转向建设用地。与实际情况相比,模拟的数量精度为84.8%,位置精度为71.3%。研究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此方法便于理解与操作,同时模拟精度较高。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在分析345个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时空变化的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结果:(1)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2)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存在较大空间差异,扩张规模按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扩张速度按西部、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逐渐递减;(3)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受投资驱动的影响,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产业驱动,中部地区由人口驱动转为投资驱动,西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一直受投资驱动较为明显;(4)影响因子两两之间均为增强关系,包括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2000年,投资水平、产业结构及学校数量交互作用极强,而到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与其他因子的交互性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受产业、投资和人口共同驱动,但驱动力大小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应针对不同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管理,缓解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     

常德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1997～2004年,湖南省常德市土地利用现状和空间特征入手,对比,各类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和景观特性,可以看出: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是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而耕地相应的减少;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揭示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城建扩张、土地管理政策是常德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近十年来北京市住宅用地出让与空间演变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2001年以来北京市住宅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与动态演变,探讨增量住宅用地空间演变带来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研究方法:欧氏距离分析法,核密度估计法。研究结果:近郊区住宅用地出让所占比重下降、中心区和远郊区比重上升;住宅出让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近郊大型居住区和旧城区,中、低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远郊新城和交通廊道沿线的乡镇;长安街以南地区住宅用地外延扩张较典型,以北内部填充式发展较明显。研究结论:新时期北京市住宅用地存在旧城区有机更新、近郊区内部填充式发展和远郊区分散组团式发展三种方式,并非简单的圈层式蔓延。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a poverty-stricken county of China and implications for poverty-alleviation-oriented land use policies

Sustainable land us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and integrated urban/town development are key issues for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of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 in Longzhou, a typical poverty-stricken border county in southwest China, based on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1 to 2016, the construction land in Longzhou increased by 10.08%. The largest increase shown by urban built-up areas (37.74%) followed by rural residential (25.48%), industrial and mining (20.96%), and transportation areas (15.49%) as well by tourist facility areas (0.33%). The accelerated urban development, rural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re main factors driving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PA strategy and the booming of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policy drivers of the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Some of th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poverty-alleviation-oriented land use policies were further discussed. The authors argue that land use policy innovation could play a key role in breaking the Matthew effect (poor get poorer, rich get richer) of China's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generat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t is fundamental to meet the demand of construction land for TPA, meanwhile raise the intensive level of land utilization.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implement preferential land use policies for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quotas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rational, efficient and intensive use of the quotas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provide solid land policy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us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th higher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