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实现途径

统制经济思想在1933年前后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主流,并成为国民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由于何为"经济统制"的内涵不甚清晰,所以给国民政府的"集中"政策留出了空间,其对经济的统制救助演变为行政控制对市场的取代。结合"发达国家资本"和"限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理论,政府统制了能源、重要实业、交通等经济命脉,并对银行业实行了行政性垄断。政府的投资和强制金融业对工农业扩大放款,固然对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作用,但经济增长方式也由市场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这是国民政府逐步落实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即对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整顿,建构起了适于经济和社会调控的“宫室结构”。在1933年前后关于统制经济的讨论中,商人团体该如何自治或进一步被改组的问题又被提至台面,但国民政府与以上海市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对于统制经济及商人团体在统制体制中之地位的认识显然存在差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建立起了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中介的经济统制体制。这一建制在事实上吸收了上海市商会提案的合理性。可以说,国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经济统制并非通过直接行政控制来实现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资源来推进的。这种使民间性商人团体承担过多公共职能的做法,对经济统制的推行及效果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花纱布统制政策在上海的施行及其影响

战后花纱布统制，是战后国民政府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战后纺织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战后上海棉纺织业在全国棉纺织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花纱布统制实施的基本状况，论述战后花纱布统制措施的产生、实施与上海棉纺织业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从经济运作之利弊得失的角度，考察战后花纱布统制对上海棉纺织业发展造成的影响。     

孔令侃与扬子建业公司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突然改变了战时实施多年的统制经济体制,决定开放外汇和黃金市场,并实行鼓励进口商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一时间上海等地专门从事进出口的公司纷纷设立,外国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挤压了国内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导致国库中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这些从事进口贸易的行号中有几家公司大量进口汽车和其他奢侈品,赚取高额利润,特别是在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配额分配制后,凭借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获取配额,套购外汇,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攻击,并形象地将其称之为"官办商行",孔令侃亲自创立的扬子建业公司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本文利用多年来收集到的各种档案、报刊及回忆资料,对孔令侃其人以及扬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营方式、牟利手段予以介绍,并以扬子公司为个案,深入分析战后官僚资本的发展及其与"官办商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战后美国对日经济民主化政策与日本经济的重建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经济的恢复和自立是日本政府最初的战略目标。由于此时正是美国对日单独占领时期,因此,其占领政策支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民主化政策作为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因素的非军事化措施,对日本经济进行民主化改造,以符合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客观地否定了其中的封建因素,从而使战后日本经济从战时统制转变为政府干预下的自由经济市场体制。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为日本经济的重建提供了发展空间,促动了日本经济重建构想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变革的完成,加速了日本经济重返国际市场的进程。     

试论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能的演变

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原农村金融救济处下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成立之初具有农村金融救济银行、“剿匪”银行、军事银行和蒋介石私人银行等多重角色及职能。1935年11月国民政府统制金融,实施法币政策时,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与法币同样行使,确立了其国家银行的法律地位,并与中、中、交行一起构成国家银行体系。此后,通过兼并农本局和四行所进行的改组,中国农民银行逐步统一了农贷,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家农业专业银行。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

国家中央银行行使金融职能是一般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国民政府时期，随着中央银行实力的逐渐强大和职能的逐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也渐趋强化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条件下特殊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使国民政府在实施战时金融管制中尤其重要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建设，由此也促使了中央银行制度走向完善，对于抗战胜利的取得意义重大，但是作为国民政府统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亦有其局限。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内债研究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和发展被迫偏离既定轨道,公债政策和实践也发生变化。本文尝试对内债进行分类研究,从内债用途的角度界定经济建设内债。重点考量战时经济建设内债规模,探讨战时经济建设内债呈现出不同于战前的新特点。经济建设内债用途由发展经济转向服务抗战,侧重于战略物资的生产和运输。经济建设内债建设布局由沿海实业建设转向以工厂内迁运动为主的战时大后方建设和疏通以运输战略物资为主的西南国际交通通道。在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下,经济建设内债的使用方式从战前定向变为战时统筹。为提高认购率,内债推销也更具强制性。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深,国民政府转向使用外币作为内债发行本位币。     

香港公屋政策的反思和启示

香港早期公屋建设为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网,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并促进经济发展。1987年开始实施的长远房屋策略促进了房地产业发展,使房地产成为影响公屋政策重要因素。此后房委会改组为财政自主机构、停建居屋和及消减公屋建设量等改革措施对公屋政策发展的产生影响。保障居民的居住权是住房政策的核心,住房保障政策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的补充。内地应该借鉴香港等地的实践经验,在经济上避免对房地产业的过分依赖,并由政府主导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保障居民的居住权利,同时通过政府的主导和扶持保证住房保障政策的公平性。     

市场与技术的两难选择——从中央机器厂看国民政府对战略产业的培育

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常常通过创办或扶持少数冠军企业的策略来培育技术复杂度高、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战略性产业。在近代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创立过3家冠以"中央"之名的机器厂(公司),希望藉此培育装备制造业,这可以视为典型的冠军企业策略。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发展战略产业时,同时受到经济动机与非经济性的战略动机的支配,在不同阶段主导动机不同,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绩也就大不相同。国民政府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培育战略产业时,必须在市场原则与技术原则间作出选择,而冠军企业策略需要政府长期大量投入资源,故只有在国家意志坚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碳中和视域下的能源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挑战,实现碳中和是我国为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得益于"碳减排"政策的实施,作为与生态环境领域密切相关的能源互联网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探索碳中和视域下能源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成为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政策环境的调整下,还需考虑动态情境中商业模式的创新路径问题.基于此,文章以能源互联网产业为研究对象,构建"碳中和"政策环境、商业模式与产业竞争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运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了仿真模拟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下、政府主导以及市场主导下的"碳中和"政策环境均能对能源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产生影响,但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在调整商业模式主要影响因素的数值后,不同路径下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实现的变化幅度也有所不同.     

中美工商业协进会与战后中美经济关系

二战结束前夕,战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引起美国工商界的浓厚兴趣。为了把握战后对华贸易和投资的机遇,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应运而生。该组织吸引了众多美国企业加入,不仅充分调动起会员企业的能动性,而且整合并优化了他们的资源,从而超越了单个企业的局限性,展现出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在重建战后中美经贸框架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面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延续统制经济的趋向,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对访美的中国政要积极施加影响,试图引导国民政府在战后采取保护私营企业、鼓励外资外贸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尽管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家在中美洽商的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但双方在战后对华投资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国政府对华援助不但对美国私人投资构成威胁,还间接加剧了中国国家资本的膨胀,给美国私营厂商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制造了巨大障碍。中美工商业协进会基于自身主观意愿对中国经济情报的选择性搜集和传播对美国政府和工商界均产生误导,令他们忽视了战后初期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并低估了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     

市场与技术的两难选择——从中央机器厂看国民政府对战略产业的培育

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常常通过创办或扶持少数冠军企业的策略来培育技术复杂度高、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战略性产业。在近代中国,国民政府先后创立过3家冠以"中央"之名的机器厂(公司),希望藉此培育装备制造业,这可以视为典型的冠军企业策略。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发展战略产业时,同时受到经济动机与非经济性的战略动机的支配,在不同阶段主导动机不同,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绩也就大不相同。国民政府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后发展国家的政府培育战略产业时,必须在市场原则与技术原则间作出选择,而冠军企业策略需要政府长期大量投入资源,故只有在国家意志坚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公共利益征地之市场化决策机制研究

实践证明,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的征地模式之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是低效的,已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都有意无意地排斥市场决策机制的规制。"土地财政"之瘾、"对上负责"之道和"身兼数职"之状分别是阻碍其生成的经济、政治和体制利益根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市场为主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是我国公共利益征地市场化决策机制形成的正确路径。     

战后日本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迅速恢复,重要原因是实行了统制经济的办法。但是统制经济并不是日本政府的长久措施。通过统制经济“积蓄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吸取过去市场经济失败的教训,从而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革,最后进入新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这才是日本政府的目的,也是后来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真正原因。一、统制经济(一)统制经济的背景1945年日本战败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怎样恢复?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恢复经济的方式。当时     

中国发展转型中的重点与难点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推进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一、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主线.当前,人们争议的焦点在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各自应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1.政府过多干预经济,阻碍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制约."十二五"期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各级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调整,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培育并鼓励企业成为投资和经营的真正主体.     

开发区转型应适应经济“新常态”

正今年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表示,政府将推动经济开发区转型,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由同质竞争转向差异化发展,由硬环境见长转向软环境取胜,让开发区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路者"和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排头兵"。开发区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全面的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地方经验,而且发挥了巨大的辐射效应。但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人口红利消退,经济增长面临的     

没有预算民主,中国模式辉煌不下去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所著的《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一书,基于对所谓"中国模式"发表批评而提出相关的政策思考与建议. 这本书并没有陷于经济学原教旨主义非此即彼的窠臼、没有将政府干预或介入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是指出,目前在中国,政府干预、介入经济的方式存在重大问题,反过来造成了市场体系乃至市场规则的扭曲.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并非没有市场化或市场化不足,而是目前的市场化是在法治进程滞后情况下建立和维系的,使得经济主导者、参与者政府拥有了过强的力量,且不接受约束.     

论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路径

长期实践证明,以政府为中心的土地征收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社会问题。文章指出,目前,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我国都有意无意地排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土地财政"之瘾、"对上负责"之道和"身兼数职"之状是导致上述问题的经济、政治和体制利益根源。文章认为,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为主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是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改革的正确路径。     

宁波房地产漫漫复苏路

受庞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反弹。前所未有的信贷高速扩张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特别是政府主导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展望未来，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性复苏将帮助经济持续复苏。而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宁波的相关经济数据也出现了令人可喜的转变，这也正成为有关专家对经济前景趋好的谨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