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审计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分权,并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政权力的重新安排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审计在财政分权制度下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稳定财政分权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最终解除中央政府的受托责任,增强中央政府的信誉。本文认为,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审计应该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质量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审计主体结构,并完善地方政府审计公告制度。     

财政分权、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政府审计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行财政分权,并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财政权力的重新安排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新的政府间关系。地方政府审计在财政分权制度下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稳定财政分权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最终解除中央政府的受托责任,增强中央政府的信誉。本文认为,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审计应该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提高地方政府服务质量为导向,建立多元化的审计主体结构,并完善地方政府审计公告制度。     

中国的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劳动保护——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劳动保护的弱化是造成当前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财政分权的激励和约束之下,地方政府的劳动保护行为会发生扭曲,即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晋升的目标,将放松劳动保护作为其"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建立2000～2008年全国范围内和区域范围内的省级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财政分权对劳动保护的影响以及存在的区域差异.建议改进目前以CDP作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扶持工会的发展,公正地处理各类劳资纠纷,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质量,从而有利于从制度上强化劳动保护、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浅议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寻租行为

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后果的公共契约，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必然有政府的参与，也就决定会计寻租行为的存在。一、会计寻租行为存在的原因我国的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为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及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也在不断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租金，伴随而来就会有寻租行为。１．会计准则制定的制度上不健全，处于变化之中。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来看，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属于政府，同时，政府又是企业最大的投资者，政府身兼二职，相应地就出现了《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并存…     

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为切入点,运用1995-2008年我国分省面板数据,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为风险指标,对财政分权和由财政分权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赤字水平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的影响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财政赤字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财政赤字水平也越高;并且由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的竞争效应能够更好解释地方政府的赤字膨胀,而非财政分权本身。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综述

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展开引入以FDI为主的竞争。文章主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FDI经济增长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     

财政分权、投资冲动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财政分权和投资冲动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重要因素,并尝试形成三种因素的框架结构来表示地方政府的债务增长状况,分别是中国财政分权形式、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文章以投资冲动作为渠道变量,详细分析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传导机制,并选取2010—2018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论证本文提出的传导机制的正确性.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增长,投资冲动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重要因素,能够解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中的很大部分.     

改革财政型会计管理体制、实行听证会制度——完善会计准则与制度制定机制的思考

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与制度制订机制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制订过程欠博弈。完善会计准则与制度制订机制，克服制订过程欠博弈的有效措施，一是改革财政型会计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会计管理机构。负责会计准则、制度的制订工作；二是实行会计准则与制度制订的听证会制度；三是增强会计准则制订过程的透明度。     

会计环境与会计准则制定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对准则制定模式悖论的解决引出目前存在的三种会计准则制定模式,通过对它们的利弊和适用环境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准则制定模式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本身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各国应结合具体的环境辩证地对待准则制定模式的选择。笔者根据对我国会计环境的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应该坚持和完善政府职能部门的准则制定模式。     

基于竞争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述评

基于竞争视角,从公共品的提供、地方政府的负债经营、博弈论视角下的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出了政府竞争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充分阐述了自上而下的“标杆竞争”、政府追求财源行为的异化、预算软约束等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内在联系,并展望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制度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在受托管理的强势地位决定了政府享有会计信息成本优势,而如何缓解政府和社会公众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合理评价和解除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难题。论文通过对制度环境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分析,进而提出了完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建议。     

公司治理、会计环境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

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会计环境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内在关系,认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公司治理与相关的会计环境适应机制。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实现也会推动公司治理的完善,并为保证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效实行提供了新思路。     

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与会计稳健性

跨国研究表明地区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务报告的稳健程度,但可能忽略了文化因素以及准则差异的影响.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制度环境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法制建设越好,市场化进程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少,地区经济发展越好,财务报告的稳健性就越强.而且,这种影响是控制了微观层面因素的.此外,宏观制度因素能够很好地解释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稳健性的差异,因此,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应当结合宏观制度层面进行解释和分析.     

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结构与协调问题研究

基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规划,总结国内外会计准则建设的经验,探讨政府会计规范的具体形式及模式,勾画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层级结构,分析我国政府会计具体准则体系的内部构成,探索我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设中的内部协调、外部协调和国际协调。关于政府会计规范模式的主张和政府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协调的建议,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情境下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的理论框架构建

政府会计准则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执行需要落实到地方政府。在中国情境下,委托-代理关系主导的科层制结构决定了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的层级性特征;多元政策执行主体目标不一致所产生的孤岛现象生成了准则执行策略的多属性特征。研究发现,政府会计准则执行中产生的层级性和多属性难题,可以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的分析思路来解决;将层级性问题和多属性问题、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协调策略和合作策略纳入分析框架来构建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的分析框架,有助于系统地探讨政府会计准则执行策略。     

中国政府会计准则体系的框架设计与路径选择——基于会计准则诸要素的国际比较视角

2015年发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是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里程碑事件,而一个完善的政府会计体系需要具体准则体系的支撑。在对发达经济体政府会计的核算基础和政府间差异进行整体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会计体系分别从政府财务资源的分类、财务资源披露的完整性与绩效信息披露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比较分析,以期为制定中国政府会计具体准则体系提供一个较具启示性的参照系。研究认为,改革过程要注意对预算会计体系的改进、重视对专项财政资金的财务披露以及促进与绩效预算改革的支撑互补。     

地方债管理模式与构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探析

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从2009年发行地方政府公债,先后采用转贷、中央财政代发和地方财政自主发行三种模式,但这些都是在中央政府监管和控制之下的地方债,是中央债的变形。虽然地方政府公债的出现是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但在这些模式下发行的地方政府公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债。要实现地方政府公债长期化、正规化,必须加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能力建设,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只有这样才符合财政体制发展的内在要求。     

非盈利组织会计模式与标准的构建

非营利组织的经营目的主要在于谋求社会利益,其经营活动介于企业的“营利”与政府的“不营利”之 间。建立非营利组织会计,既符合行为科学的观点,又能满足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非盈利组织会计模式应 当走与企业会计模式趋同化的道路,其会计标准则应当在现行事业单位会计标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环境治理研究

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地区环境偏好差异以及中央政府资源的有限性,中央政府介入地方环境治理是否能最大化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取决于地方环境治理的力度。微观经济理论模型表明：地方环境治理力度存在门槛值,当治理力度低于或等于门槛值时,中央政府参与地方环境治理能够增加企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而当地方环境治理力度超过门槛值时,中央政府应该完全放权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自身的有效治理能有效地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进一步利用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单独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均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环境绩效,但两者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一实证结果在污染企业与国有企业样本中也很稳健。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环境治理力度的单一门槛值使得中央监管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不同,建议依据地方环境治理力度水平来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