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首先通过对信号传递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阐述了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影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然后通过Richardson(2006)的改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实证证据。接着将样本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行回归,得出较高的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行为的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提出了政策建议。     

会计稳健性、企业生命周期与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不区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时,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总的非效率投资和投资过度,但对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第二,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衰退期企业存在投资不足的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的作用则相反;第三,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投资过度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过度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作用在衰退期企业最大,成长期次之,成熟期最小。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探讨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在国有上市公司不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自身抵御货币政策波动风险的能力越强,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都应思考和学习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对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进行管理。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行之有效的投资能够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现实中有诸多问题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非效率投资问题广泛存在。文章选取沪深两市2011—2014年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且投资不足的现象多于过度投资的现象;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行为。     

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

以我国2012—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更为普遍;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表明内部控制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保护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钢铁行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数超过全样本数的一半,而且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为严重;在影响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众多基本面因素中,现金流、企业规模、债务期限结构和销售额增长是影响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最基本因素;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和资产增长率与非效率投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显著。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与公司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探讨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关系的影响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越严重;内部控制对货币政策和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在国有上市公司不显著。这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公司自身抵御货币政策波动风险的能力越强,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都应思考和学习如何通过内部控制对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进行管理。     

财务报告质量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吗？ ——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财务报告质量角度出发,以我国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将投资效率分为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两种,分析财务报告质量对这两种不同投资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报告质量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投资不足与财务报告质量显著负相关,即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使得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减少;财务报告质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不明显。     

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会计信息质量作为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改善契约和监督,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投资效率、企业产权与高管变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投资效率和企业产权的角度考察了高管变更的影响问题及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高管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而被更换的证据较微弱;高管被更换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区分企业产权后,我们发现,相对于国有公司来说,民营公司的"高管变更-投资效率"敏感性更大,但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然而,相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来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在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变更审计师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衡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变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低,变更审计师的可能性越大;而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概率则与内部控制质量变化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即对于变更审计师的公司,在变更方向上,高质量审计需求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变化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当内部控制足够有效时,内部控制与高质量审计之间具有替代关系。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研究发现,内控信息披露引致市场的正面反应,累计异常超额收益为正;强制与自愿披露内控信息相比,强制内控信息披露获得的超额收益率更高。同时,上市公司规模大小、是否"四大"审计等也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异常超额收益率的高低。     

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来自深市A股公司2007—2010年年报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根源和过程两方面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我们以2007-2010年深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Ball和Shivakumar应计/现金流模型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具有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对预期经济损失“坏消息”及时识别和确认力度增加,会计稳健性增强;后续期间,相对内部控制质量没有变化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稳健性,反之内部控制质量下降的公司则具有更低的会计稳健性,并且这一结论不受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职工特征、股权性质与薪酬支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7-2011年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职工特征和薪酬信息,研究在中国特有工资制度下职工特征如何影响企业薪酬支付。研究发现:企业支付给高学历职工更高薪酬,给予不同岗位职工不同的薪酬待遇;国有产权和垄断强化了学历的工资效应,并使岗位价值贡献与薪酬支付出现错配;在岗位业绩无法准确衡量的情况下,学历对岗位薪酬有交互作用。结论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错配了学历与岗位薪酬。研究从企业层面提供的有关教育工资效应的经验证据是对宏观或个人层面文献的有益补充,也拓展了普通职工薪酬类文献,有助于理解职工教育特征在职工薪酬支付中的重要作用。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特征、政府补助与会计稳健性

通过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部特征、政府补助对会计稳健性的综合影响发现:政府补助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的直接手段,降低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尤其是在负债率较高、成长性较好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政府补助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较强。而在业绩较好、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基于为决策提供有用信息、避免政治成本及监管成本等动机,政府补助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稳健性水平的影响下降,使得公司稳健性水平相对提高。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竞争力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成为重要课题。财务竞争力则具有提升公司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选取山东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部分代表性的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财务竞争力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成为重要课题。财务竞争力则具有提升公司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丈选取山东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部分代表性的财务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评价。     

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单变量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被诉概率越低,法制水平越高,公司被诉的概率越低,政治层级越高的公司被诉概率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制环境的提升减弱了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诉讼的关系;同时,法制环境也对政治层级与公司诉讼的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