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中间目标选取的实证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M2的比较

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增长,金融市场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以货币供应量(M2)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监测、分析和调控,已无法全面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可行性,并与M2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从操作目标至中间目标的传导,社会融资规模较M2更适合作中间目标;从中间目标至最终目标的传导中,总体上看,社会融资规模的表现逊色于M2。因此,本文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应与M2共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社会融资规模视角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增长,金融市场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以货币供应量（M2）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监测、分析和调控,已无法全面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本文运用协整理论与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分析方法,从货币政策传导全过程,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可行性,并与M2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从操作目标至中间目标的传导,社会融资规模较M2更适合作中间目标;从中间目标至最终目标的传导中,总体上看,社会融资规模的表现逊色于M2。因此,本文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应与M2共同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企业社会责任、碳减排与低碳经济增长——基于多部门DSGE模型的数值分析

通过构建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SR）对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冲击对总产出、绿色低碳产出和环境质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双赢”。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碳减排的机制为：第一,厂商提升碳减排技术和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将生产要素由高碳产品转移到低碳产品,增加低碳产品供给,从而发挥碳减排效应;第二,政府将CSR嵌套在碳减排补贴环境政策中,会对厂商履行CSR产生的碳减排成本形成“补偿”效应,进而提升碳减排效果;第三,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会增加经济系统的能源供给,激发履行CSR和依赖可再生能源的厂商进行低碳生产,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因此,厂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根据厂商履行CSR高低执行差异化的碳减排补贴政策以及能源部门生产力的提升三者协同发展才能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碳减排效应。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框架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出对货币政策调控有着深远的影响,央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不仅需要考虑银行信贷规模,而且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资本市场融资的发展。本文首先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简要介绍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社会融资规模的引入将会给货币政策框架带来的影响,重点研究了对货币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的影响,最后针对如何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提出对策建议。     

社会融资规模是恰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吗?——基于SVAR模型的数据分析与传导效果检验

在常规使用的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的基础上,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量体系,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技术方法,实证检验并评估比较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市场利率等中介目标变量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以及对物价水平与经济产出的影响。结论显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好;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对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更加稳定,冲击效果更大;市场利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且在经济异质型地区,各中介目标变量体现出了差异化的传导效果。为了达到精确调控的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应相互协调并与其他宏观政策配合使用。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

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的融资总额,其的提出反映了货币当局对信贷市场以外的信用创造行为的关注.当外在冲击来自于商品市场时,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造成的产出波动要明显大于以货币供应量为政策中介时的产出波动,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的效果并不比货币供应量要好,但当外来冲击发生在货币市场时,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如果综合考虑到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围不精准及不可控制性,社会融资规模并不合适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而只具有参考意义.     

商业银行债券融资与货币政策传导

本文基于我国监管政策和金融机构异质性特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银行债券融资能力提升将产生以下效果：第一,使中小银行能够通过同业交易渠道,向大型银行借取更多低成本资金。第二,提高了银行向非银行部门主动融资的能力,从而降低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需求,并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供应更多抵押资产。第三,提高单个银行利用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贷资产价值来补充资本的能力。这些效应共同降低了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准备金抵押品成本和资本成本,以及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监管引致成本,同时还向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抵押品,最终会提高货币政策影响各类信贷规模的能力,并降低银行异质性和资本消耗率对信贷结构的扭曲程度。但同时,这些效应也会因改变银行的信贷偏好而产生新的扭曲效应,并且还会提高金融机构间的债务互联性,因此会增加一些新的宏观金融风险问题。     

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

为深入研究电子货币背景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及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转型所面临的冲击,本文创新性地将电子货币引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检验研究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货币供应量指标仍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货币电子化趋势将逐渐凸显利率指标在应对电子货币冲击时的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电子货币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转型的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通过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家、零售商、商业银行和政府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探讨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是福利增进的,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在供给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潜在冲突,在需求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相辅相成;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利率来稳定房价,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同时使用时,其最优配合策略是货币政策当局负责维护物价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当局负责维护金融稳定。基于此,本文提出明确宏观审慎政策当局及其权限,确保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不同部门作出,以及成立政策协调配合委员会等建议,以实现两政策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协同效应。     

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必将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引致宏观经济变动。通过构建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和中央银行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利率管制、部分市场化、完全市场化三种情形下模拟货币需求冲击、技术冲击、贷款冲击、利率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需求冲击和利率冲击对经济产生负向影响,技术冲击和贷款冲击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前者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而增大,后者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上升而下降。我国在利率完全市场化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利率变动以平滑宏观经济波动,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和调控效果。     

基于DSGE模型的环境规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主要包含同质性家庭和异质性企业的小型经济模型,并在其中刻画针对企业排污问题的征税和收费两种环境规制政策,探讨征税政策下应对税率冲击、技术冲击时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反应,同时比较征税和收费两种政策下应对冲击时经济变量的不同表现.研究发现:征税政策下,税率提高能通过降低能源需求,减少污染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并促进清洁型产品的消费来遏制环境污染;清洁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宏观经济的正向影响更大,但污染型企业的技术进步使得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持续的时间相对更长;面临税率/费率上升冲击时,征税政策使得经济波动更为剧烈,但控制环境污染的效果更为显著.     

社会融资规模视角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融资”话题展开研究,探讨在社会融资规模作为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情况下,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是否依然有效.本文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涵义和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并简要介绍社会融资规模的历史变迁,分别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关系和影响程度,然后...     

基于SVAR模型的货币政策传导与股市波动

本文通过构建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率和上证综指收益率的三元结构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主要创新结论有：我国利率已经由以往纯粹的外生变量逐步转化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的调整往往对股市具有较大影响,如果频繁的运用存贷款利率货币调控政策,则对股票市场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所以现阶段的调控措施,央行应该侧重于运用数量型货币工具存款准备金率,而非传统的价格型货币工具存贷款利率,才能维护股市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房产税改革与房价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和基于该模型的数值模拟,讨论了房产税改革和房价变化所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主要结论有:旨在对住房持有环节征税的房产税改革在长期可以有效降低房价,并且能发挥良好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以平抑房价变化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但同时也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房价的适度上涨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具有负面效应,但该负面效应一般会逐渐消失并最终转化为正面促进作用;超过一定限度的房价上涨速度将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2002—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析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结构与货币供应量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间关系密切,其中人民币贷款对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债券融资可以在不虚增货币的同时达到融资需求,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有效利率下界约束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效果研究

在全球经济出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的“三低”现象的背景下,有效利率下界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一个包含金融中介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引入有效利率下界（ELB）约束,对发达经济体在低利率环境中常用的三种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了建模,并在外生需求冲击的背景下评价了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前瞻性利率指引和扭转操作能够有效绕开有效利率下界的束缚,实现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挤兑风险,但并不适合作为常备工具频繁使用。福利分析结果印证了上述政策特征,同时发现,对政策工具及其组合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央行对稳定产出及控制金融风险两个目标的权衡,对金融风险因素的忽视虽然带来更低的产出和通胀波动,但会加剧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最后,本文提出了对我国的启示：珍惜正常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加强对公众的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积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资总量视角衡量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2002~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季度数据,运用ADF平稳性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这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增加并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融资规模及广义货币供应量将逐步增加。最后就进一步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联动性研究

金融指标及金融工具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反映实体经济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发展也会促进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以我国新的金融环境和经济形势为背景,打破传统的M21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等传统指标的束缚,通过构建"社会融资规模产出率"指标,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联动性,提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式以及如何保持合理性的新举措,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