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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政治企业家为经济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经济企业家为政治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信息并改变了政治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环境。通过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反应、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发现等手段,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对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外部环境和潜在盈利机会产生影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制度的变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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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计算与组织的限度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的概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心。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罗斯巴德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1937年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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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凡勃伦将社会制度分成两类:(1) 动态的社会技术制度,它塑造了由工程师、科学家等组成的生产者阶级.(2) 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它塑造了由董事、经理等组成的企业家阶级.同时,机器化生产改变了企业形态和企业家行为:(1) 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出现了无主所有制.(2) 生产与金融分离,产生了商业和工业的分离和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就出现了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矛盾,现代企业经营主要通过运用价格制度而非财货制造获取优厚利润.很大程度上,正是企业家阶级的逐利行为造成了银行信用的收缩,最终引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由此,就需要重新界定企业家的内涵和作用:由虚荣本能驱动的企业家往往不是生产者而是投机者,不是技术革新者而是利润攫取者,其逐利行为往往对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而非创造性作用.进而,基于美国制度学派的二分法思维,我们就可全面地审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和企业家才能理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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