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高温超导体研究情况

苏联从1980年以来,绝大多数低温物理研究单位放弃了高温超导体材料的研究。虽然有些单位如物理问题研究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哈尔克夫低温物理所等单位研究BaPbBiO超导材料(曾获得13°K),LiTiO_4超导材料的Tc为13.7°K(有的样品达18°K),但也只是利     

高温超导材料开发研究的新进展

一、前言自1986年发现氧化物陶瓷超导以来,国内外曾掀起一股高温超导研究热潮。4年多来已研制出镧系、钇系、铊系和钒系等新型高温超导体,并在提高临界转变温度(T_c)值方面,相继取得过一些成绩。对于超导状态的各种特性、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T_c和超导载流能力(J_c)的主要因素,目前已有一定认识。     

加拿大的高温超导研究

自从1911年荷兰科学家昂内斯发现汞的超导现象以来,人们梦寐以求、全力以赴地在探寻着高温超导体。然而直到1973年,经过了62年的奋战才找到了Tc为23.2K的Nb_3Ge。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1986年初。 1986年4月瑞士教授莫勒和西德物理学家     

广东与江苏基础研究能力比较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于作为经济强省和科技大省、正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广东和江苏来说,加强基础研究尤为重要。在构建基础研究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江苏作为参照对象,对粤、苏两省基础研究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基础研究能力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基础研究投入逐年增大,并取得了良好的科技成果,企业基础研究有一定优势。经层次分析法对2000-2014年相关数据指标进行验证发现,到2014年广东省级层面基础研究能力为82.5分,但研究机构-高校层面基础研究能力仅为46.5分,与江苏（省级层面92.4分,研究机构-高校层面94.2分）相比,广东基础研究能力偏弱,产出较少,研究机构与高校基础研究能力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在促进广东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力度、大力提升其基础研究能力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基础研究领域的政产学研合作,发挥好企业的作用。     

美籍华人学者对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建议

加强国家基础研究 我国的基础研究队伍很薄弱,直接影响了高水平青年人才的培养,影响了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和加强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基础研究进行适当的投入,并建设和完善基础研究学术的氛围.这些方法道理简单,贯彻执行并不容易.为此建议: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

美国国力强大的因素之一是其雄厚的基础研究.联邦政府是经费投入主体,大学是研究主体,美国政府在推动基础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多年保持基础研究投入的稳定增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渠道；立法保障重点基础研究机构翻番的目标,加大重点领域的投入；通过基础研究投入增强了创新实力,改善了生活质量,促进了经济发展.     

英国基础研究重大政策调整和优先发展领域

英国把基础研究划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为了与我国使用的名词术语相统一,本文中使用战略基础研究这一名词代替定向基础研究,当无特殊说明时,本文中所指的基础研究就包含纯基础研究和战略基础研究二个部分。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她以世界１％的人口,投入了世界４．５％的科技经费,产出了世界８％的科技论文,占据了世界９％论文引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获得了大约１０％世界承认的国际奖,其研究质量和数量仅次于美国。英国的基础研究主要在大学和政府部门支持的研究所里进行,其经费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基金理事会和七…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分析

基础研究不可预测、投入大、风险高,通常由国家作为投入主体。然而,美国创新企业也密切关注基础研究,近年来加强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本文在美国企业研发投入整体情况和基础研究投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大幅增加的原因,为我国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供参考。     

日本大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情况调查

研究日本知名企业涉足基础研究的历程现状及动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技术创新体系。本文通过研究日本大企业战后不同时期的研发战略,以及剖析日本国际知名企业基础研究的具体实例,得出了日本大企业不仅重视基础研究,还通过长期探索,形成了具有特点的‘企业中央研究院与企业外部产学研合作"的基础研究体制的基本结论。同时,本文还研究汇总了日本企业及政府基础研究投入的现状,并根据这些宏观数据,分析了日本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特点,以及政府直接和间接支持企业基础研究的动向。     

基础研究绩效评估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和源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基础研究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府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也为政府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绩效评估实践的比较分析,总结归纳其先进经验和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开展基础研究绩效评估提供有益的借鉴。     

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对策

(一) 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与发展全球化 基础研究是尖端技术革新的必要前提。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比较领先,尤其对高科技的研究更是加大份量,到2000年,美国的基础研究将会继续称雄全球,并把基础研究作为今后美国科研的     

我国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最优配置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是强化自主创新成果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尽管“十三五”时期我国各区域基础研究投入不断增加,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东北地区无论是R&D投入还是基础研究投入增速均低于全国,但总体来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始终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稳定状态;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基础研究投入和非基础研究投入,运用Cobb-Douglas效用函数测度创新资源约束和经济效用最大化条件下各区域基础研究最优强度,得出结论：“十三五”时期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研究最优强度应分别为6.52%、6.43%、12.14%和19.06%,各区域实际基础研究强度均相对较低,并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基础研究投入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和科技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对日本基础研究投入情况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结论认为,日本已从一个善于模仿和消化吸收的国家转变为重视基础研究、推行自主创新的国家.我国要想在基础研究方面缩小与日本的差距,需做长期的努力,从中国国情出发,增加基础研究投入,调整基础研究资源结构,积极引导和发挥企业在基础研究活动中的作用.     

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

基础研究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和源泉。基础研究对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基础研究,科学技术将变成无源之水。我们可以这样说：21世纪的产业技术基础研究成败要取决于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和新理论的发现。     

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

基于1998-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从最优研发结构视角实证检验基础研究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优基础研究占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为促进技术创新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不同，东部地区所要求的最优基础研究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任何偏离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实际基础研究占比都会拖累技术创新。东部地区实际基础研究占比低于其最优基础研究占比的幅度大，因此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损失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配置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正是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投入,为其科技发展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分析研究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规模、资助对象以及资助领域等,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政府竞争性科技资助与中国大学基础研究

2006-2010年,中国大学学术研究产出不仅落后于中国政府对大学科技投入增加的幅度,还落后于高校应用研究产出增加的幅度。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产出相对于应用研究产出呈现减少的趋势。通过建立3个图形模型,分析了竞争性科技资助制度造成基础研究寻租成本上升、基础研究产出被虚夸、基础研究真实成本被掩盖与中国大学近年来学术研究产出相对减少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政府需要增加非竞争性资助在科技资助中的比例,重视对创新程度大、不确定性高、研究基础较为缺乏的前期研究项目的资助,充分发挥大学基础研究的优势。     

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综述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研究,是近30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本文回顾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的历史背景,考察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两大学派围绕微观基础研究而展开的争论,并评述了目前西方宏观经济学超越微观基础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     

中,美,日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立法比较

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定义,特点,法律关系的特点,以及研究项目的确定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在国际上具有不同类型代表性的特点,以及研究项目的确定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在国际上具有不同类型代表性的美,日,中三国的异同,并进而探讨了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立法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组态分析

结合超效率SBM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以中国内地25个省级行政区政府科研机构为样本,探讨科技资源配置结构、配置方式和配置环境对省级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①单个要素不构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基础研究强度在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方面发挥了较为普遍的作用;②5种组态均可带来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别为由基础研究构成的基础研究型组态;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构成的科学研究型组态;由基础研究、计划配置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基础研究—环境型组态;由基础研究、市场配置、计划配置、产学研合作水平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基础研究—平衡型组态;由应用研究、产学研合作水平和区域开放度构成的应用研究—环境型组态。其中,基础研究型组态和基础研究—平衡型组态在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更有效;③我国东西部地区政府科研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提出各地区政府科研机构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匹配路径和针对性措施,以有效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