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社会动员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比较迅速和突出的阶段正是清末“新政”期间。其中清政府采取新的社会动员措施无疑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从清政府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以及仿效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实施地方自治等三方面加以论述。     

后危机时代经济应对方略研究——从罗斯福新政谈起

罗斯福新政作为应对危机的经典案例,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复苏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鉴罗斯福新政的得与失,深入剖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经济复苏中,应从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转向为社会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以此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瓶颈、促成就业和民生问题的解决。沿着这条思路,本文从民间资本投资、政府职能转型、促就业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法治规范和税制改革六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以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论晚清法制改革的日本化

沈家本,晚清时期的士大夫,在新政期间被塑造成一位法治英雄。这次新政是对1898年失败的乌托邦式"百日维新"的反应。当时,晚清政府统治者需要沈家本在官僚体制内部的经验及其在改革中的务实方法。在晚清政府瓦解和中国屡次立宪尝试失败之后,沈家本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近二十年间,由于沈家本在法律制度改革方面推崇渐进改革途径而非宏大理论的这一取向,恰好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逐步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相一致,从而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     

政府的制度供给及其社会绩效——论晚清新政时期的农业政策

新政期间,清政府提出了“振兴农务”的新政策,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政令或措施,如农务行政机构专门化、引进近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放垦及奖励公司政策等。这些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制度供给,显示了政府在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视野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捩,一方面标志着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在组织和发挥农业生产方面职能的进化,是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开端,符合时代之需要,因而构成了中国农业经济近代化及农业经济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为制度变迁奠定了最后的理论基础。文章以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中国的经济转型后发现,社会资本启动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并在过程之初支持了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资本排斥圈外人的属性又在国有经济改革中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经济转型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控制和消除社会资本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大众。     

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与转型风险——兼论“中国模式”

自经济体制改革为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表现为"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全面社会转型期。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药方"存在着诸多制度缺陷,并不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本文对比了中国改革前后的主要社会变化,分析了"华盛顿共识"的施行效果和中国发展模式独特的转型途径与制度设计,最后在探讨中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转型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思路。     

创造性复兴:山西环保新政的最终诉求

在《环境经济》第11期中,我们以山西转型为主题,对山西作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实践及其采取的环保新举措进行了介绍,突出了山西转型中"断尾求生"的性质。本期,我们请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对山西转型及其环保新政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他指出,山西环保新政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值得充分总结和肯定,但"断尾求生"不是山西的最终诉求,环保新政应该实行转型,其目标是推动山西实现"创造性复兴"。     

晚清教育新政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推行新政。这是其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影响也至为深远。本期详细介绍了新政时期清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梳理其具体内容与特点,以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有所裨益与启示。     

行动是检验决心的唯一标准

《决定》新亮点最大的亮点是在深化改革当中，把制度的创新、完善和建立作为重点，这将以往偏重于具体政策的改革，提升到了偏重于制度的改革和建立，而且阐明了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与发展的关系，即制度的改革和建立是发展的保证。发展靠转型，但若没有制度的改革和建立，就无法转型。所以，这次以制度建设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将对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基于再分配改革与政府转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考

城乡社会再分配制度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因此它在职能界定、行为规范、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全面转型是保障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变迁要素。在所有涉及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中,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最大。无论是处在制度僵滞状态还是开始制度创新直至最终走向制度均衡,背后始终隐含着政府职能如何转型的问题,而将它视作同一性质的问题抑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深入研究统筹战略的重要方法,也是统筹战略付诸实施的路径依赖。     

从制度模仿到制度创新——关于中国制度转型路径的一个假说及论证

将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型成市场经济制度有制度模仿路径和制度创新路径之分。前者是将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型成能够充分实现少数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制度,后者则是转型成能够充分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制度转型既不会一开始就选择制度创新路径,也不会永远锁定在制度模仿路径上,而是首先进行制度模仿然后转向制度创新。     

从排斥性增长到包容性增长——分权体制下利益和谐的视角

在分权式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有三个制度基础:一是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二是以GDP指标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评估,三是延续了关系型社会的履约方式。分权式改革背景下"为增长而竞争"的增长模式内生出多种带有排斥性的发展态势,是一种排斥性增长而非包容性增长。由于没有包容利益和谐,导致增长成果分享性明显不足,具体体现为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和阶层差距。中国要实现从排斥性增长向包容性增长的转型,必须要实现从社会分割到社会整合的转型,从关系社会到规则社会的转型,从阶层板结向阶层流动的转型。     

大萧条的教训与遗产：基于制度改革的考察

以美国为案例,本文运用“重大事件冲击方法”分析大萧条的冲击和“新政”改革对“美国体制”的长久影响。虽然学界对美国新政具体政策的效果还存在巨大的争论,但是其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对美国体制的改造。美国新政改革推动了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职能解释的根本性转变,改变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重塑了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棘轮效应”,使美国体制走向新的路径,形成存续长达50年的所谓“新政秩序”。大萧条的冲击和应对这种冲击的制度遗产或许可以证明,某种充满不确定性的重大冲击事件往往具有打破路径依赖效应的性质,而新的路径不是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对事件的解释和联想。     

清朝俸禄制度改革及启示

俸禄制度是官吏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职官的俸禄标准可以说是历代最低的,同时,清代也是历史上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索取陋规最为严重的王朝之一。清政府不断对其俸禄制度改革与完善,并且开创了我国漫长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养廉银制度。研究清朝俸禄制度及其社会影响,对现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挑战与提升策略

政府主导性渐进式改革依据中国国情,致力于建设发达的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特点与制度保证。已经取得的改革业绩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信号,但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在积累,"中国模式"面临新的挑战,仍将经历长期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完善的过程。继续提升改革绩效有赖于制度协调变革的持续推进、恰当定位市场与政府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市场化推进以及公民社会培育等几方面的策略选择。     

晚清社会救济进步与王朝灭亡的一致性

晚清时期，社会救济制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社会救济实践近代化的进程在几十年间发展很快。但是在社会救济实践和制度都发展的时期，清政府却无可挽回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清政府的灭亡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社会救济制度的发展难以挽救主体已经腐朽的制度覆灭的命运。     

东欧转型国家劳动市场制度改革的效果与启示

在众多劳动市场制度类型中,欧洲模式堪称典范。东欧转型国家的劳动市场制度改革即以此为目标,其改革效果为我们学习欧洲模式提供了前车之鉴。从形式上看,转型国家在就业保护、劳动财税和工会制度等方面已经与欧洲模式非常相似,但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与欧洲相反的变化,劳动力管理模式也出现了前东欧模式和前苏联模式的分化。其中的原因是双方的经济基础不同、制度背景各异。中国的劳动市场制度改革应当因地制宜,兼顾安全性与灵活性的平衡,避免重蹈转型国家的覆辙。     

卷首语

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要理解中国的改革.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改革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在崛起,经济空前发展,体制全面转型,股权分置改革与市场中各种正面因素与积极因素融合所催生的中国股市成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它的发展与演进,不仅催化了整个社会的巨大财富效应,而且还催生了中国进入一个强大的资本时代.     

清末新政时期柞蚕业的发展及其原因

清末新政时期,柞蚕业在各地官绅的大力倡导、推动下有了快速的发展。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对柞蚕业的重视,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兴起以及柞蚕丝价格的上涨为柞蚕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及理论取向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一个特别重要且意义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全面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代之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构成了整个经济改革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改革实践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着理论背景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