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农区农户打工簇研究——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典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户打工区位的选择具有明显的打工簇现象,在自然村尺度上,少数的打工簇集中了多数的打工者。其形成主要由打工决策和打工区位选择中打工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决定,主要基于传统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关系网络在打工簇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种子打工者和潜在打工者在由关系强度决定的博弈中造成了打工簇的形成和扩散。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北京市郊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市郊区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及主成分分析方法,考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劳动力占比,打工、创业机会以及市场政策因素对农户种植选择行为影响显著;农业劳动力占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当前农作物价格对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影响显著;住宅距耕地距离,打工、创业机会,对流转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2)对农户综合行为影响最显著的是土地收益因子,其次是政策制度因子和农户特征因子。为了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民增收,建议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户农业技术水平,提高农户土地投入积极性;完善农业保护制度,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户农业生产收益稳定;健全农村集体土地市场,促进集体土地合理流转,因地制宜有效引导农户参与规模经营。     

农户正规信贷违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省渭南市农村信用社贷款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例

笔者以陕西省4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方差和Logit回归分析,对农户正规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打工人数、是否种粮户、是否有借款、贷款金额及借贷方式以及农户的主观努力程度等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显著影响.笔者据此得出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经济结构和收入以及信贷产品设计是影响农户信贷违约关键因素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扶持农户多元增收和完善金融服务模式等政策建议.     

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

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用DEA模型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评价城镇化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静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9—2014年12个城市整体城镇化效率年均下降9.5%,其中在2014年有7个城市属于非DEA有效发展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变量对城镇化综合效率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城市规模与城镇化综合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综合效率正相关,投资率、产权结构变量与城镇化综合效率负相关。     

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效应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基于微观面板门限协整模型的经验与证据

基于2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间的两阶段面板门限协整回归,对金融资产配置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论文从数理模型上证明了金融资产配置差异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利用非线性门限协整回归的极大似然估计量,本文估计了我国农户金融资产配置与收入差距的两阶段门限模型,并对其模型选择及其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及门限参数的变化轨迹证实了金融资产配置的门槛前后农户收入的差异性,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差异确实对农户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改善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的环境及结构可能有助于消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     

西南农户选择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川云黔渝四省(市)48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文章以西南地区489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Mult inomial Logist ic模型,研究农户对营销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兼业性、农产品类型、政府间接支持和交通条件是影响农户营销渠道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土地经营规模、距离农贸市场距离、运输时间等对农户选择不同类型的营销渠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上述结果,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农作物秸秆处置利用的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皖两省实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废弃物的不当处置严重地危害了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江苏和安徽两省农户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集中研究农户对农作物秸秆处置利用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通过Logit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农户选择农作物秸秆的处置方式受到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农户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探析

根据对河南省农区11村1 000余户农户的人户调查资料.分析了地形条件、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地理环境约束下的外出务工行为.构建农户外出务工行为模型,分析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户经济的贡献.结论表明,地理环境对农户外出务工影响的顺序为经济发展水平>地形条件>交通条件>农业生产类型.     

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模式探讨——以陕西神木县为例

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模式的研究对于推进生态补偿实施、寻找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典型县神木县为例,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对192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探讨资源富集区农户选择生态补偿模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户更偏好于选择稳定的政策补偿模式和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模式,其中47.9%的农户选择政策补偿,35.9%的农户选择现金补偿,11.5%的农户选择技术(智力)补偿,另有4.7%的受访农户希望得到机会补偿;影响农户选择政策补偿模式的因素是常驻家庭人口、技能和人口规模,影响农户选择现金补偿模式的因素有位置、距县中心的远近和技能。文末对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为煤炭资源富集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提供参考。     

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农产品销售方式日趋多样化,选择合适的销售方式对于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农户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和湖南省长沙市黄兴镇、春华镇、安沙镇和白沙镇四个镇的83份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的影响及其影响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户主性别、运输工具自有情况、交通便利程度、兼业行为、种植规模和种植经验对农户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商贩收购、批发市场和路边摊仍然是农户农产品销售的主要的销售方式,小规模农户进入市场的能力受到限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游离在新型农产品销售渠道体系之外.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商贩的监督管理,优化交通运输条件和市场交易环境,鼓励并扶持农户积极参与到新型销售体系当中去,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     

Households＇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Village Public Spaces——A Case Study of Shuanggou Village,Henan Province

通过对河南省双沟村75家农户的深入访谈,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户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农户都认为公共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农户认为无论是破坏还是改善都存在政府不作为。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受个体特征、农户特征和认知特征的共同制约,支付意愿普遍较低。年龄和学历与支付意愿负相关;职业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之具有统计上的正相关,但系数较小,实际意义并不明显;农户认为公共空间破坏越严重,越易产生支付意愿。农户对村域公共空间的认知及其支付意愿对村域治理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重视公共空间在村庄的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     

村落公共空间的农户认知与支付意愿——以河南省双沟村为例的经验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双沟村75家农户的深入访谈,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户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农户都认为公共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农户认为无论是破坏还是改善都存在政府不作为。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支付意愿受个体特征、农户特征和认知特征的共同制约,支付意愿普遍较低。年龄和学历与支付意愿负相关;职业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之具有统计上的正相关,但系数较小,实际意义并不明显;农户认为公共空间破坏越严重,越易产生支付意愿。农户对村域公共空间的认知及其支付意愿对村域治理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重视公共空间在村庄的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不同类型农户借贷行为特征

本文以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17类农户的借贷水平、借贷规模、借贷发生率和借贷来源倾向、借贷用途倾向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农户借贷行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纯收入、家庭经营类型和非农化程度,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借贷规模的差异,并形成两类不同的借贷规模分布类型.同时农户的借贷规模、借贷来源倾向和借贷用途倾向均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由此本文提出了农户借贷行为的三种类型:被动借贷型农户、保守借贷型农户和主动借贷型农户.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包含交互项的Logit模型分析了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规模、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具有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农户收入较低时,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随土地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当农户家庭土地规模处于较小规模时,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需求并不会提高.研究还发现了影响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其他主要因素.针对结论,未来仍需不断加大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宣传力度;针对农户需求差异,可适当结合当地农户有效融资需求划分差异性贷款额度,充分发挥抵押贷款对较高收入农民的有效性;针对大规模经营农户,依据其经营能力和还款能力实施农业生产专项抵押贷款,适当放宽还款时限.     

农业产业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安徽省10市(县)27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对27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的影响因素,并利用泊松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各相关因素的具体影响。研究表明：龙头企业收购价格的波动程度、户主文化程度、种植油茶的年收入水平、农户对产业合同的遵守程度、油茶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农户户主性别和耕地面积7个因素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是显著的;农户年龄、家庭规模、技术服务水平、政府补贴程度、年种植成本这5个因素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农业低碳技术的应用意愿与驱动因素——基于江西规模农户的调研

基于江西省规模农户的调研数据,以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为研究视角,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规模农户应用农业低碳技术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地是否处于传统产粮区和政府是否发放农业低碳技术应用补贴与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显著相关,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地形条件、政府是否组织农业低碳技术推广培训和规模农户能否从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人员处获得有关农业低碳技术信息的差异未显著影响规模农户农业低碳技术应用意愿。     

村域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持续性的影响——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证据

村域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收入能力进而影响农户贫困持续性,本文利用2005~2010年湖北农户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农户贫困持续性。结果表明,民族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民族村农户,山区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平原和丘陵村农户,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非农业劳动时间对民族村、山区村和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村人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叉作用对农户退出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扶贫政策应向民族村、山区村及距离乡镇5~10 km村的农户倾斜。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户农业创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差距。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