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与基本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原有的“劳动无限供给”和“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难以支撑高消耗和高排放的工业化进程;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越来越背离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发展宗旨;外部资源、贸易环境与金融体系等不稳定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在开放程度目益加深的同时,也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     

基于低碳经济的内蒙古产业经济发展探讨

内蒙古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经过长期经济建设,使资源优势顺利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了由农牧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初步形成以优势特色产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初步形成能源、化工、冶金、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新技术六大优势产业结构,特别是实现了煤炭开发、电力生产、天然气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体的能源经济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输出基地和战略接续基地。内蒙古经济迅速增长是建立在对资源的高度依赖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上的,不仅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传统的产业面临着市场环境、资源环境、政策环境等多种约束。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面临一定的冲击,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科学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对内蒙古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扩大内需是战略的调整

席卷美欧大地的金融风暴正在加速演变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危机,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国际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严峻挑战。本文认为,此次危机提前放大和警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缺陷和隐患,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坚决转向内需驱动的增长方式,就不仅能够捍卫几十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而且能够为下一阶段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为稳定世界经济大局作出重要贡献。因此,对于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不能仅仅理解为反周期措施,而应当使之成为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出战略性调整的政策杠杆。     

智慧城市建设财政支出影响经济转型的CGE模拟分析——以上海为例

在经济增长低迷、资源环境面临瓶颈的形势下,我国经济转型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热点。各地政府纷纷提出建设智慧城市作为经济转型动力,因此研究政府智慧城市建设支出对经济转型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在复杂现实背景下用于分析智慧城市影响经济转型的CGE模型,模拟智慧城市建设引导资金和直接财政支出两种情形下产业结构、劳动报酬、资源利用效率等经济转型因素的变化。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引导资金对经济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劳动报酬总额增长、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而智慧城市直接财政支出则由于资本"挤占"效应和公共资本运作效率相对较低,对经济转型呈微弱的负面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结构调整

2012年，宁波经济走出了一个探底缓升的走势。根据相关统计，第一二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7．1％、7．2％，预计四季度会继续回升。从速度看，宁波经济增长并没有保持在全省领先地位，前三季度增速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当前宁波经济遇到的困难确实和以前不一样，在外部发展环境的影响下，结构调整缓慢、创新驱动能力不强等问题逐步暴露。宁波目前的经济结构可概括为中间产品、重化结构、体外循环，这样的结构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容易受到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制约，难以形成立足长远的强大动力。短期内宁波经济仍将面临一定的困难，但从长期来看，只要我们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能形威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我国考虑“十二五”期间对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日前透露，目前中国政府已开始启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虽然国际环境、经济格局、经济结构将会怎样变化目前还难以判断清楚，但无论世界经济如何调整和变化，中国决心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已成共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很难再维持2003年到2007年那种年均1O％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中国长期以来社会发展滞后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和谐面临新的课题；     

宁波保税区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下行压力，今年以来外贸增长难度持续上升。对当前整体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内较多持外部因素论，认为矛盾主要由世界经济矛盾或增速减缓及需求下降所致；另一观点认为，中国过去高增长积累很多矛盾，回落是正常的；第三种观点更多探讨整个发展环境是否存在一些障碍，制约了企业增长的积极性。     

制度环境、产业升级与破解资源诅咒——基于拓展GIFF框架的案例设计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诅咒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往往伴随低效率的制度环境,使传统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有所转变,进一步考察这些国家如何发展各类产业具有现实意义。依托于新结构经济学,首先从产业升级的内在逻辑和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并对资源诅咒国家产业升级前提条件的特殊性展开介绍,解释此类国家经济结构扭曲和制度环境低效的现象。在扩展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中,重点考虑资源行业与制度环境,细分不可再生资源部门、可再生资源部门和非资源部门,并改进筛选目标产业的4条标准,最终对各行业现状、比较优势、产业约束及制度约束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重新对尼日利亚案例的分析发现,产业多样化与制度环境优化应相辅相成,跨国公司作为外部冲击,对完善市场机制和打破路径依赖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衰退的挑战及其应对

通过对存货周期、房地产周期、企业设备投资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冲击等多种周期性因素的实证分析,文章揭示了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正在不断衰退的客观现实,进而深入分析我国现行刺激经济增长计划的缺陷,并提出了应彻底改变传统的国富民穷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相关建议.     

当前天津旅游业发展导向分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影响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世界经济将持续低迷。天津作为外向度很高的城市,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国内面临的困难,现阶段迫切需要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旅游消费作为直接层次上的最终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启动社会资金、促进居民消费、带动民间投资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优化结构 促进就业

当前,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市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多重压力。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降低流通成本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行,全球化受阻,中美关系遇冷,叠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好发挥内需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在于流通环节,由于市场分割、传统流通环节过...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外贸态势分析及发展战略

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外贸面临外需下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来的新的调整压力,在危机条件下,连续多年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已发生逆转。中国外贸的发展既要充分估计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保持中国外贸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又要正确认识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不断完善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步伐,加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努力化解和应对外部冲击。     

疲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变量、新趋势与新周期——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依旧缓慢,虽不乏亮点,但仍然比较脆弱。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世界经济受制于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难以走向复苏和增长。展望2017年,世界经济又增添了美国新总统上任、逆全球化升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变量,全球经济或仍将维持低增长和弱复苏态势,短期内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如今看来,要走出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实现快速复苏和新的增长,仅仅依靠传统的再平衡政策范式已很难奏效。当前的世界经济既无力在旧有框架下再次回到原有平衡状态,更不可能在本轮周期内重新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模式,而是需要通过深刻的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推动世界经济由再平衡走向新常态,并开启世界经济新的发展周期。综观全球发展大势,当前世界经济已迎来长周期之变,即世界经济正告别上一轮长周期,同时也在孕育新的发展周期,而开启世界经济新周期的根本之道在于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对同样处在经济发展大转型的中国而言,需敏锐抓住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转折性态势和历史性机遇,以中国发展新理念引领世界经济新周期,让世界经济新周期助推中国经济新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影响——基于区域CGE模拟分析

文章基于当前复杂的经济现实,构建了用于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转型的CGE模型,模拟在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劳动报酬、资源利用效率等经济转型因素的变化。结果显示:增加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对上海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但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劳动报酬占比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对经济转型有一定的正向贡献。     

经济发展新常态呼唤改革创新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概括。我们要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促进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正确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和环境的深刻变化。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显著特征,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珠三角城市群呈“广州－香港”两极拉动态势

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08年区域蓝皮书——《2008—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面临严重的外部冲击，但是地区发展差异却在持续缩小，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布局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东部带动转向东、中、西部共同推动。此外，该报告还认为，在外部需求严重下降的状况下，珠三角城市内部一体化取得显著进展。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文章在理论探讨实际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基于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实际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通胀、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认为:(1)实际汇率在总需求渠道与总供给渠道的共同作用下对产出、物价、就业与实际工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当本国出口企业远多于进口企业,且居民对本币的心里预期较强时,实际汇率上升会导致产出、物价水平、就业和实际工资下降。(2)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降低物价水平,不利于就业的提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但中长期内几乎没有影响,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出增长、物价水平与实际工资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负向冲击。(3)相比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济繁荣时期和高通胀环境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低迷时期与低通胀环境对产出增长、实际工资和就业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但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风险:以韩国为例

通常认为,外贸依存度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国际市场,易受到全球经济风波的冲击。以韩国为例,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计算韩国的总体外贸依存度、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电子及光学设备部门的外贸依存度,结果显示,外贸依存度高,并不意味着韩国经济就易受到了外部的负面冲击。究其原因在于,韩国经济具有消费需求驱动的特征,并且在微观上产品创新以及品牌化策略富有成效。这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