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河南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以固始县为例

[目的]为有效测度、评价和提高河南省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构建了河南省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对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县——固始县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估。[方法]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采用加权评分法计算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综合得分值。[结果] 2016年固始县旅游扶贫绩效综合得分为91. 66分,根据该文确定的等级评价标准,其旅游扶贫绩效处于良好等级。对旅游扶贫效益综合得分值贡献最大的指标是贫困户脱贫率,2016年固始县贫困户脱贫率为60. 61%,脱贫综合成效明显。通公路率、计算机普及率、基本养老保险普及率、沼气入户率是限制固始县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等级提升的主要指标。[结论]开展乡村旅游对河南省脱贫攻坚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加大对发展旅游扶贫的支持力度,最大效用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工作中的效益。且下一步旅游扶贫要着重从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入手。     

山区农户对森林旅游业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福建山区22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影响农户参与森林旅游业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户对森林旅游业的参与意愿不高;性别、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是否为党员或干部、屋前是否通公路、家庭成员累计出外打工时间、对森林旅游政策了解程度、政府扶持力度及未来收益预期等因素是影响农户对森林旅游业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此,建议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森林旅游业的综合能力、加强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及推进森林旅游业产业链延伸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率评价研究——以重庆仙女山景区为例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率直接影响着旅游惠民富民的效果。运用DEA方法,基于重庆仙女山景区周边重点旅游村落的农户调研数据,科学测算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案例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综合效率较低,均值为0.675,仅15.79%的农户实现产出最大化,其综合效率主要受到技术效率的制约和影响,规模效率作用较小;高达63.16%的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增加要素投入可有效提高农户参与旅游的规模效率。     

乡村清洁工程推广实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研实证

乡村清洁工程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农户是乡村清洁工程的参与主体和受益者.本文以湖北省26个乡村清洁工程试点村为研究范围,对乡村清洁工程实施情况及农户的参与行为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表明:乡村清洁工程的实施和推广主要受农村居民综合素质、政府扶持力度、农业经济效益等因素影响,居民综合素质越高、政府扶持办度越大、农业经济效益越好,则农户对项目的参与意愿越强;反之越低.对此,本文认为,当前应着重从培养创新型农民、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等三个方面来椎进乡村清洁工程建设.     

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及质量评价

[目的]为推动楚雄州旅游扶贫工作进程,使楚雄州贫困人口顺利脱贫,文章研究了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楚雄州基于旅游扶贫的乡村景观分布特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指标权重,采用打分法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游客以及专家对楚雄州五大类型乡村景观的每个指标进行打分,并通过加权法计算各类型基于扶贫的乡村景观综合评价指数,对其进行评价。[结果]基于旅游扶贫的楚雄州乡村景观分布较均衡,接近于平均分布。5大类型中民俗文化型景观质量最优,其次是景区带动型、生态环境型和城镇依托型,产业融合型景观质量最差。[结论]发挥楚雄州特色,大力发挥民俗文化型乡村景观在旅游扶贫中的带动作用,鉴于景区带动型乡村景观是地区乡村旅游名片,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其建设力度,提升景观综合质量。由于产业融合型乡村景观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楚雄州应继续保持对其开发、摸索和实践。     

洛阳市乡村旅游资源分类及评价研究

[目的]通过对洛阳市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及评价研究,旨在综合分析洛阳市乡村旅游资源禀赋,以对其开发利用提供全新的参考路径。[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开发条件和社会效应构成评价综合层,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以及综合层3个部分在洛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的选取,共包含15个具体指标,构成一个梯级的、相互联系的、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在评价综合层中, 3个部分的权重分布情况为资源要素价值(0.647 9)资源开发条件(0.229 9)社会效应(0.122 2);指标层权重处于第一层次的指标有文化研究价值(0.136 7)、乡村扶贫效应(0.131 3)、旅游基础设施建设(0.126 5)和资源丰富度(0.093 1)。[结论]洛阳市乡村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其中人文旅游资源占基本类的71%,具有极强的开发潜力;深度挖掘乡村文化资源的价值是洛阳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乡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为洛阳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后扶贫时代”森林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研究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通过对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芦田镇福岭村农户的实地调查,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受农户自身、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背景和政策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生计适应行为因兼业形式、适应意愿和旅游发展阶段呈现不同模式。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提出森林旅游地应优化农户旅游认知、完善人才培育政策、保障改善民生等意见。     

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对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期为四川省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方法]文章对四川省旅游扶贫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括,并总结出了目前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弊端,然后根据问题和专家意见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驱动力指标评价体系,确定了指标权重,进行分析。[结果]根据四川省旅游扶贫主要问题和专家意见归纳出影响四川省乡村旅游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推广力、乡村旅游吸引力、游客需求力等3个方面。从上述3种驱动不同指标的权重值分析得出,3种驱动力中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最为重要,其次为游客需求性,最后是政府的推动作用。而乡村旅游吸引力中的区位条件、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完善度是影响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游客旅游动机和信息来源是影响游客需求的主导原因;政府的监督管理与科学引导是实现推动力的主要体现。[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扶贫发展前景无限,潜力巨大。由于四川省乡村旅游经济与发展动力不足,应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明确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力,努力提升驱动力水平。     

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绩效及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试图找到促进海南省农民乡村旅游增收的未来发展方向。[方法]文章采用综合分析法对海南省乡村旅游扶贫概况及扶贫路径选择,对其扶贫绩效以琼中县什寒村为实证,对什寒村乡村旅游扶贫农民增收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提出海南乡村旅游扶贫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创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模式;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能力;完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宣传。[结果]什寒村旅游收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4年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显著,2015年旅游收入比2014增长了6.4倍。什寒村自2012年接待游客以来,实现旅游收入从20万元增加到2015年的726.46万元,旅游收入增长了36.3倍。[结论]海南乡村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进一步表明海南乡村旅游和农民增收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驱动力分析

[目的]文章选取主成分分析法,首次对安徽省的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对安徽省旅游扶贫工作提供借鉴与指导。[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合SPSS22.0对安徽省基于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驱动力以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基于精准扶贫的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驱动、城市环境驱动和健康卫生驱动。其中空气可吸入颗粒年均值对于安徽省精准扶贫的乡村旅游呈负向驱动,乡村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性文件发布数量呈正向驱动,这几个因素是安徽省乡村旅游的主要驱动因子。[结论]今后安徽省基于扶贫的乡村旅游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维护、卫生质量的提升、设施设备的完善以及督促各地区政府对发展乡村旅游引起高度重视为入手点,着重提升乡村空气质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卫生厕所普及率以及相关政策数量等,以促进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成效和带动作用。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对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云南省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数据,从3个维度构建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对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轿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样本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出区域差异性;社区社会保障缺乏和政府帮扶政策措施滞后是造成农户生产经营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控制“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类别下的4个变量中,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效果的主客观认知是影响贫困农户生产经营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农户参与保护区生态旅游相关工作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生产经营能力,并对保护区生态旅游扶贫效果起到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应合理规划,构建全域化生态旅游发展体系;增强基层治理水平,提供就业创业培训路径;转变观念,提升自我脱贫可持续能力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