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方法对中国1959—1961年饥荒发生时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差异进行分析,得出制度性因素是导致该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统购统销制度严重影响了随后发生的饥荒的地区性差异,其中缺粮区的衡定是一个关键因素。在所有缺粮区中,我们发现经济作物主产区的影响比传统缺粮区的影响要大得多。同时还对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和传统的食物供给量下降理论(FAD)的解释能力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在解释中国饥荒时更有效。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AvailabilityDecline,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

本文旨在利用最新的历史资料,采取历史逻辑方法,并从自由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的经济学意义,揭示以剥夺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对农民的全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的兴起、散伙、重新加强和最后的迅速解散,与＂大跃进＂饥荒的爆发、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失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评述此期<经济学(季刊)>关于中国大饥荒成因的两篇论文,并提出一个"大跃进"期间,国家集权、计划经济失误和干部政治行为相互作用,促发并加剧大饥荒的思路.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

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享有的控制权可能超过其持有的现金流权,造成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两权分离致使股权结构更加复杂,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淘空上市公司和利润转移等行为提供了便利。文章从理论角度考察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企业价值及资本结构的影响,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1958—1961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网络个人资料权的立法思考：体例、原则、难点

在全球网络化时代，对个人资料进行保护的立法，可以分为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这两大模式对个人资料保护立法有着重大影响。中国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体例应取仿德国，采取统一立法模式；立法原则应借鉴美德关于基本原则的实质性规定；立法重点应建立在对个人资料权主体资格及权利义务等难点问题的突破上。     

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BOP市场导向的产品创新：内外部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在主流市场日趋饱和的背景下，更多企业将目光聚焦于金字塔底层市场。基于权变视角，探索企业在BOP跨部门合作网络中，双边关系耦合与网络嵌入交互构建的双环协同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外部知识攫取，进而作用于BOP市场导向的产品创新。采用大样本问卷调查，收集396家电动自行车企业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跨层级嵌入双环协同机制与知识获取呈倒U型关系，高外部不确定性会增强该倒U型关系，但高内部不确定性对该倒U型关系无显著影响；通过知识获取的部分中介传导效应，最终跨层级嵌入双环协同与BOP产品创新呈倒U型关系。结论对企业把控BOP网络嵌入程度、优化网络配置及网络治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合作研发中的技术距离、知识转化与能力获取:理论及案例

以不同技术距离情境下合作研发项目为分析单元,采用多案例方法对知识转化如何影响能力获取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研发技术知识深度嵌入研发团队的行为中,且以不同的知识形式存在;技术距离表现为广度距离和深度距离,二者的交互效应决定了合作研发的技术距离情境;在不同的技术距离情境下,建立了知识转化推动研发能力获取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不同知识转化形式的能力获取效应。拓展了对合作研发中研发知识及其转化形式的理解,对基于外部知识转化的研发能力获取具有启示作用。     

风险投资与人力资源获取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分析风险投资、新创企业人力资源获取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风险投资及人力资源获取对新创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风险投资能促进新创企业人力资源的获取,进而促进新创企业绩效的提高。     

对优先购买权的探讨与实践

优先购买权是法律在保护出卖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赋予特殊主体以特殊利益的一种制度.出卖人的合法利益的保障体现在对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同等条件”的规定,同等条件包括价格、价款的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价格是同等条件的核心,最能反映当事人的利益,只有在价格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才能保障在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同时,维护出卖人的利益.所谓优先,也只有在同一价位上的优先,即在同等价格上,优先购买权人可以主张优先权,当有人出更高价时,这一优先便自然失效.     

异质性资产获取、商业模式创新与并购绩效：基于AT&T收购时代华纳的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AT&T收购时代华纳的纵向案例研究,试图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绩效提高.研究发现: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提高并购方企业绩效,企业可以从新颖、互补、锁定和效率4个主题创新商业模式;而企业的动态能力有助于其识别、获取合适的异质性资产,推动并购后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新的资源能力基础构筑,从而提高并购绩效.本文的研究对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异质性资产获取型并购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高绩效,以及运营商企业如何整合异质性资产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与蒙汉关系

在清代内蒙古的农业区,蒙古人具有土地的占有权,而汉人一般只具有耕种权,这两种权利的结合构成蒙地众多的土地关系类型。蒙地市场所流通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占有权和耕种权,且在不同的层次上流通,占有权的流通限于同旗蒙古人,汉人只可买卖耕种权。租佃纠纷也多源于对占有权和耕种权利益的争夺,蒙人一般尽力保持占有权,并力争耕种权升值的利益。汉人则尽力保持耕种权利益,并利用各种机会侵吞占有权。对这二种权力争夺是清代蒙地民族关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