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代理观”与“效率观”的理论协调及其实证检验

为了协调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代理观”与“效率观”二者间的矛盾,将在职消费分解为正常在职消费与超额在职消费,并基于薪酬替代理论构建测度超额在职消费的经验模型,采用2007年～ 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平行面板数据检验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显示,超额在职消费在现实中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其对企业价值会产生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在职消费中的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一种形式,在涉及高管薪酬激励及其业绩后果的相关问题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在职消费:薪酬补偿还是利益侵占

在职消费具有薪酬补偿与利益侵占的双刃剑效应,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是这两股作用力的博弈结果,而这两种效应的发挥又受到管理层激励与约束程度的影响。为探索在职消费的业绩影响,分别以显性激励水平和管理层权利为标准分情境讨论了在职消费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在管理层显性激励水平相对越低的情境下,在职消费越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在职消费的薪酬补偿效应越显著;在管理层约束程度越弱的情境下,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职消费的利益侵占效应越显著;与民企相比,国企在职消费所发挥的薪酬补偿效应更大。     

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我国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高管薪酬激励效应比较——以煤、电、纺织、服装业为例

根据沪、深股市2006-2011年电力、煤炭、纺织业、服装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估计方法比较我国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高管薪酬激励效应的差异,结果表明: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而竞争行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垄断行业的公司业绩与高管持股比例无显著相关性,而竞争行业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因此,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政治激励高于薪酬激励,企业运行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还需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步伐.此外,研究也证明通过股权制衡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和大股东之间的“内耗”,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和业绩.     

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经验数据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司业绩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本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角度探讨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研究表明高管工资收入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薪酬差距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长期薪酬激励不显著,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不明显。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效性实证研究——以安徽上市公司为经验数据

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公司业绩是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安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薪酬角度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上市公司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工资收入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薪酬差距带来公司业绩的提升;长期薪酬激励不显著,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不明显。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沪市Ａ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垄断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有效性研究——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0-2010年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基于完全竞争企业的对比考察垄断企业薪酬制度的有效性.实证结果发现: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与公司当期短期业绩显著正相关的证据,与完全竞争行业企业相比较,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与公司当期短期业绩相关系数更高;由于垄断企业股权激励受政府严格管制,股权激励的“金手铐”未起作用,垄断企业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不相关,完全竞争行业的股权激励的薪酬激励相对于垄断行业更有效.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根源在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国有企业资源租金阻碍了业绩的可证实性、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和股东利益法律保护机制缺乏威慑力等方面。充分发挥职工董事在高管薪酬形成机制中的作用、完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降低质疑高管薪酬问题的门槛和积极推进国企高管业绩评价手段是解决高管薪酬异化的有效措施。     

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述评

关于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解答。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信号理论、激励理论,还是契约理论,都有诸多的假设前提;而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又依赖于数据样本、计量方法以及公司薪酬、业绩等代理变量;因而,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模型研究,对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都未有定论。在研究我国公司高管激励问题时,还应将经济制度、法制乃至人文环境加入激励模型。     

公平偏好、身份模糊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要求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进行政府管制的政策主张。就我国改制后国有企业而言,出于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高管的身份模糊性,促使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水平进行直接的动态管制。这种来自于政府的直接管制,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和低效率。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制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在高管薪酬决定中的投票权,则是弱化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偏好约束,规范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增长机制的根本之途。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再造研究

我国目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着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等问题。为保证国企的有效运行,必须再造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国企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和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中国国企高管选聘机制;建立科学的国企高管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国企高管职业风险制度。     

控股股东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决定的掏空效应

本文基于股东间代理问题视角,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的过度支付是否会成为控股股东实现控制权私利的一种路径。研究发现:在地方国企中,高管薪酬水平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结论在央企和民营企业中均不成立。这表明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存在明显的掏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政策启示涵义。     

如何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

管理者在职消费是公司日常经营中的一种常见支出。现有研究认为合理的在职消费有利于公司业绩,不合理的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但如何确定管理者合理在职消费额度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管理者激励和制衡、管理者权力和资源等因素对在职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参考这些特征因素可以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额度。利用2008-2013年中国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发现,按这一方法确定的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不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确定在职消费合理额度方法的有效性。建议利益相关方应注重公司治理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合理规范管理者在职消费,避免过度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损害。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从公司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地区,公司业绩四个方面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公司业绩和独立董事的比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分析与构建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内地上市银行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及其与银行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上市银行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且薪酬设计制度存在长期激励不足。我国上市银行对高管层的经济比例过小，高管层的报酬普遍偏低，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通过提高高管年均薪酬而实现上市银行的业绩还有较大空间。这时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是有启发作用的。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高管继任来源与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检验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管继任来源对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核心高管继任来自内部还是外部,薪酬差距对业绩的激励作用都显著支持锦标赛理论;薪酬差距对业绩的激励作用与高管外聘比例正相关,即高管外聘比例较高时,锦标赛理论适用,而高管内部继任比例较高时,则行为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为研究高管薪酬差距提供一个新视角,上市公司要合理安排核心高管和高管团队继任制度,进而考虑高管激励制度的整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