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对策研究——基于国内价值链视角

从国内价值链视角梳理了有关浙江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文献,分析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遇到的困境。认为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需要改变底部增长战略,培育自主品牌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产业集群专利池;加快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企业升级;抱团"走出去",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不断强化产业政策,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建立区域合作平台,引导低端环节转移;促进专业市场升级,引导集群群链的构建。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转换

嵌入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产业很难实现自主、完全的升级目标。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战略资产,整合全球资源,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应该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的战略选择。从产业升级战略的角度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小、投资结构与产业升级重点不相符以及投资方式和投资对象选择不尽合理等问题。为此,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服务的完善和策略的改进。     

我国出口型代工中小企业升级路径研究——基于互联网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视角

我国出口型代工中小企业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时形成了俘获型治理模式,全球经济低迷直接导致大批代工中小企业微利或者亏损运营,甚至倒闭。互联网经济改善了中小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为中小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创造了重大发展机遇。出口型代工中小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路径可以分为技术进步协同品牌发展、集群化的产业链延伸、"互联网+"实现市场多元化三大模式。本文作者建议打造企业"众筹"创新模式、发挥行业领导者领军作用共同培育行业品牌、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营销环节的积极作用,帮助出口型代工中小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或者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链升级。     

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成因及对策分析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切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链利润的同时,由于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公司有意进行技术封锁等原因,容易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俘获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陷入"低端锁定"现象中。从公司角度通过微观层面分析了"低端锁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其中,增强核心竞争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企业摆脱"低端锁定"现象大有裨益。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我国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新型国际贸易分工体系的形成,我国更多的产业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但是,我国企业缺乏核心业务和技术,知名品牌稀缺,企业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分别从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以及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面临的困难等方面归纳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产业升级的现状,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提出今后我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战略措施。     

全球价值链中治理与升级的关系

在对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升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治理对升级的影响及其动态性,并进一步讨论了全球价值链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内外部条件、升级路径的多样性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指出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会自动实现升级,企业的努力和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影响我国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三资"企业所取得的技术因素对价值链升级起到了抑制作用,而其他类型企业则与之相反;规模经济效应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大型企业;出口规模与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呈倒"U"型关系;生产效益对价值链升级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型企业,对大型企业影响不显著;政府支持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对其他类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还不够;我国的金融环境多益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而对"三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不明显。     

技术创新与产品替代: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研究——基于格力空调的案例研究

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发展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推手。由技术推动的产品升级,使得产品的替代能力逐渐增强,促使企业不断地进行升级与国际化扩张。文章探讨了格力电器聚焦于空调核心技术与核心零部件的研发,推动产品升级,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逐步实现对跨国公司产品的替代,迅速成长并获得持续稳定收益的过程与策略。为我国制造企业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掌握微笑曲线中高端,重构全球价值链,实现企业的升级;坚持长远的技术战略思想,走专业化的技术创新之路,促进产品升级;培育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参与标准竞争,增强国际话语权;增强企业主动性,通过不断替代跨国公司产品,积极走向国际市场。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价值链治理、协调、学习与嵌入企业升级

企业升级冲击既定的全球价值链组织结构、利益分享结构,也受其影响和制约.价值链组织治理模式、协调机制与学习,影响企业的升级.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得到促进企业升级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治理、升级与本土企业的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例,本文考察了GVC治理模式、升级与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从而检验了现有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所蕴涵的四种对接模式。问卷调查与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俘获型与层级型治理模式有助于企业较快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较小,因而不利于绩效提高;均衡网络型治理模式下企业升级速度稍慢,但功能升级和链升级的空间较大,有利于绩效提高;NVC中均衡网络型治理对企业升级和绩效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而俘获型和层级型治理更有利于企业的升级和绩效提高。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强调单纯地基于GVC代工体系或NVC企业集群的工业化道路都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最优选择,两者的结合可能更为现实。     

技术轨道视角下中国全球创新价值链嵌入位置研究

在技术轨道理论的基础上,借助全球专利数据库测度中国在全球创新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嵌入位置,并结合具体实例研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模式和"引进来"模式下嵌入全球创新价值链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非核心技术领域和低端环节,全球创新价值链参与度为47.30％,低于美、日、德、法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中国的全球创新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发达国家目前仍存在差距,在"走出去"模式中不能完全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引进来"模式中存在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现象.中国参与创新领域国际循环受到一定阻力,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创新领域暂且没有形成全方位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创新.应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念为引领,打造畅通、高效、自主的创新领域国内循环,提升中国创造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实现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南方国家终端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新机遇

研究说明,中国企业不可能通过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升级到高端并成为其替代者,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是必然的宿命,这是我国目前转型升级难以摆脱的困局。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当他们在历史上处于欠发达状态时都是通过拒绝与当时领先经济一体化并在落后国家建立自身掌控的商品链而崛起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重心转向南方国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出口的终端市场明显地加快了由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世界经济格局的这种重大变化为"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借鉴历史经验取得成功提供了新机遇。终端市场向南方国家的转移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具体途径,该战略的目的不是要解决过剩产能,而是要建立由中国企业所掌控的新的全球价值链生态系统,从而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     

全球价值链构建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基于“嵌入”与“构建”的比较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嵌入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这种低端嵌入带来的＂悲惨增长＂、＂低端锁定＂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桎梏。通过自主价值链的构建,由＂嵌入＂式发展的被动资源获取、企业间无序、过度竞争以及企业单一专业化或简单全能化变为＂构建＂式发展的主动资源寻求、适度垄断下的企业间有序竞合以及企业＂全能专业化＂将更有效地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升级考察

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同一产品的不同阶段的垂直分离,它拓宽了国际分工的参与度,并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形成全球价值链。当然,处于网络不同节点的企业收益大不一样。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仍是解释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其升级源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在产品内分工演进和产业价值链全球整合背景下,通过明晰"中国制造"的产品内分工的路径依赖特征与升级方式内涵,沿着产品内国际分工路径可以找到升级道路。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定价权缺失及转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制造"正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中国仍然处于这一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商品定价权的缺失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瓶颈。文章对"中国制造"背后定价权缺失的原因以及定价权转移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不足,无法占据国际产业链高价值的两端——上游及下游环节,而是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即"微笑曲线"中产品附加值最低的中间区域。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应向"微笑曲线"上游移动,提高企业的研发、设计及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向"微笑曲线"下游移动,通过特许经营、品牌租赁、自主品牌等路径提高企业的品牌营销能力。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微观主体,亟须相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数据,考察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得高新技术认定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2)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是认定政策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渠道。(3)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4)迎合政策的“伪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政策执行软约束问题对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旨在论证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为我国积极实施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