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员工持股计划影响企业风险水平吗？

本文基于2009年到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实证考察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风险水平的关系。研究表明：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水平,这一结果通过了倾向匹配得分、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表明,对非国有、管理层激励高以及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而言,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效果更好。本文研究为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重视员工持股计划,并完善员工持股的后续部署具有启示意义。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     

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中介效应分析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股权激励作为企业激励核心员工的长期性制度安排,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及影响机制一直是研究的焦点。通过对2006—202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融资约束、风险承担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与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在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中起遮掩作用,阻碍了企业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企业用好股权激励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选择创新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网络关系与投资绩效

由于采用复杂投资策略,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存在网络关系并且影响投资绩效。为了检验这一效应,本文以2013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1季度中国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为研究对象,基于共同投资管理人关系构建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网络并提取网络特征;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收益与资金流入两个方面,定量揭示网络中心性对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网络中心性对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的绩效具有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中心性对收益的影响在外包模式下更为明显,组合数、投资管理人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网络中心性对资金流入的影响在两种运营模式下都显著,但在自营模式下影响力更强,组合数、投资管理人数同样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这些研究发现凸显了网络效应在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绩效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为中小企业选择企业年金集合计划提供参考。     

国家审计、研发资助与企业创新

国家审计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能够有效促进研发资助激励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本文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的监督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了国家审计对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的提升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国家审计能够显著且有效促进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且该促进作用在法制环境较好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地区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和改善内部控制有效性功能促进了研发资助激励效应。研究结论为聚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国家审计更好精准发挥对财政资助的监督路径,深化国有企业对国家审计的正确认知及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一定的启示。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始人管理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

在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创始人管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创始人管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创始人管理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在货币政策紧缩以及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表现得更加明显。本文为理解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价值、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股权激励对谁的激励更有效?——高管、核心员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股权激励契约是弥合代理冲突的工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鲜有文献将高管与核心员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高管股权激励,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抑制高管代理问题是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内部控制较好、股权激励深度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企业股权激励的主要作用对象,而且可以为企业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股权激励方案提供参考。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三棵树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员工持股计划是一种员工参与公司股权的计划,旨在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企业绩效。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员工持股计划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三棵树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提高员工满意度、促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绩效和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积极影响,可以看出员工持股计划为三棵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与企业创新

股权激励和反收购措施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式.文章以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股权激励、反收购条款和企业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中,考察两种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创新产出水平,但反收购条款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情景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股权激励的创新效果相对稳定,但反收购条款的负向调节作用明显受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竞争程度低、股权分散程度低及高管风险偏好程度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及反收购条款的公司治理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与企业创新

以2006-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高管权益薪酬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机理。构建并拟合权益薪酬选拔效应理论模型,证实了高管权益薪酬对偏好风险的高管具有选拔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机理是保留偏好风险的高管。(2)不同权益薪酬方式中,股票期权选拔效应能有效激励创新;限制性股票选拔效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失效;复合方式选拔效应受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价值配比的影响。(3)高管权益薪酬选拔效应与风险承担效应对创新激励具有协同作用。本文以选拔偏好风险的高管为视角,为上市公司合理配置创新导向的高管权益薪酬、促进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年金与现金持有水平:基于员工福利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以地区社会组织数作为企业是否建立年金制度的工具变量,研究企业加入年金计划对企业持现水平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发现,加入年金计划的企业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这可能是企业为了防范经营风险而增加现金持有。加入年金计划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薪酬成本,这种薪酬成本的上升也可能是由于年金制度吸引了更多高质量员工而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融资环境、内部治理结构的企业存在年金效应的差异。本文的结论对于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参与到年金计划中具有启示作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运用财税政策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这一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排除其他竞争性假说及更换因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扩大投资规模、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和促进研发人员雇佣激励企业加强研发创新。此外,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更为明显,且政策实施有助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加强税收征管有利于放大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深化现代财税改革及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借鉴。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治理效应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探讨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违规,即与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相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违规概率明显下降;在进一步考虑外部法治环境和内部治理环境后发现,当法律制度较差、司法透明度较低、监事会规模较小、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说明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弥补法治环境和治理环境的不足,更好地抑制企业违规。在分析影响机制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影响机制在于加强内部监督和改善信息环境。本文揭示了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违规的治理效应,有助于监管部门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员工股东表决权归属与企业创新——基于ESOP管理模式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员工持股计划(ESOP)股东表决权的不同实现方式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通过剖析ESOP实施方案,本文识别并定义了“员工激励主导型”和“控制权加强主导型”两类管理模式。实证结果表明在同时赋予入股员工收益分享权和投票表决权的“员工激励主导型”管理模式下,ESOP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而“控制权加强主导型”管理模式不仅未能使ESOP成为可置信承诺,反而相对巩固了大股东在股东大会的话语权,使ESOP成为其潜在加强公司控制的工具。本文揭示了上市公司实施ESOP的复杂动机,打开ESOP管理模式的黑箱,为科学设计ESOP及保障入股员工合法权益带来积极的启发和思考。     

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基于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PSM-DID方法检验员工持股计划对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显著降低企业股价大幅下跌风险。其作用机理为: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双重委托代理成本,减少坏消息的产生和隐藏,进而降低股价大幅下跌风险。当员工认购股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认购的股票为非公开发行,以及在劳动密集度更高的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股价大幅下跌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强。     

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 ——兼论企业主经历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小微企业调查数据(CMES)为研究样本,对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小微企业创新进行研究,并考察小微企业主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小微企业创新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企业主的创业和就业经历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论.此外,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可触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