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下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委托代理是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公司中广泛存在的代理冲突通常会导致投资决策的非最优化。因此,关注委托代理关系下公司投资决策的非效率问题,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对策成为了学术界的焦点问题。文章从股东债权人代理、股东经理人代理以及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三个方面对公司投资过程中的非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相应地分析了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治理途径。     

基于代理冲突视角的公司投资效率文献述评

Jensen和Meckling (1976)首次分析了代理成本.代理冲突可分为三种类型:管理者—股东代理冲突;大股东—小股东代理冲突;债权人—股东代理冲突.Myers (1977)和Jensen (1986)对投资效率进行了概念性的界定:在存在市场摩擦的情况下,一个公司进行了所有净现值大于零的投资,则其投资就是有效率的.因此非效率投资就表现为投资不足,或者是投资过度.自代理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代理冲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系统地梳理了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效率相关文献,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系统性的理论依据.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外资银行进入与公司投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抑或抑制代理冲突?

外资银行进入既能缓解融资约束,也能抑制代理冲突,那么外资银行进入究竟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呢？文章运用2005-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可显著提高公司投资效率,而且这种效应在大规模公司中更加显著,表现出明显的“选摘樱桃”效应;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银行进入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整体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抑制代理冲突提高了公司投资效率,而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加显著;在民营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投资效率,而在国有企业中,外资银行进入则通过抑制代理冲突来提高投资效率.文章补充和丰富了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更好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提供了参考.     

提高地方政府投资效率的思考——基于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

利用双重委托代理模型,从理论上论证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会提高地方政府投资效率,并对GDP、财政收入及地方政府投资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以GDP和财政收入作为激励约束机制确实会使地方政府产生短期投资行为,降低投资效率。提出了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加强社会监督力度的对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溯因:融资约束理论抑或委托代理理论

对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考察与实证检验,发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股利支付少、高管持股低、代理成本小等诸多公司特征;通过融资约束分组检验发现,高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为正,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实证研究表明: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比,融资约束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PPP契约效率改进研究

PPP模式是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渠道,促进其健康发展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PPP契约改变了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委托代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当前,重点需要解决的是其契约效率改进问题,它涉及到对公共产品公共性、PPP项目风险、控制权配置等多个变量的分析,而通过各变量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可以进一步得到契约效率改进的路径及工作对策。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如何影响公司非效率投资——基于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检验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信息不对称及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实地调研作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沟通桥梁,能否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与信任,缓解代理冲突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是本文旨在探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以下简称机构实地调研)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在利用极端天气比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机构实地调研与公司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机制检验发现,机构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代理冲突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抑制公司非效率投资,以上结论在采用双重差分法、考虑样本自选择和变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不具有长期中介效应,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机制作用受到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代理冲突的中介效应随着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细致刻画了机构实地调研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正确理解机构实地调研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诠释,为监管部门继续推出和完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和相关披露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融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我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负债比例越高的企业,企业投资规模越小,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受新增投资项目风险与投资新项目前企业风险大小关系的影响———低项目风险企业比高项目风险企业,投资额随负债比例上升而下降得更快。此外,本项研究还发现,不同来源负债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驱动因素分析

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和财务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企业中非效率投资行为普遍存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界定,从代理角度、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和投资者四个角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学者研究发展动态,提出了企业投资行为与效率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     

西方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述评

本文以现代企业的债券融资与外部股权融资两种融资方式为基本框架,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企业融资理论的发展过程,并对各阶段企业融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评述。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上市公司治理的另一种分析框架--兼论进一步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新思路

本文认为西方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单委托代理理论 ,主要是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构建的一种公司治理理论 ,不适合作为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本文针对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在已有的单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和构建了一种新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分析框架———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本文的分析表明 ,对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而言 ,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委托代理理论的解释力更强 ,更有利于实现降低这类公司的双重代理成本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本文还依据双重委托代理理论 ,初步探讨了进一步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企业内部市场探析

为了适应新的竞争形势和获得竞争优势,国内外许多企业组织以业务流程再造为基础,推动企业内部市场化过程,让企业内原有的科层机制融入了更多的市场机制元素。传统内部市场研究主要沿袭制度经济学观点,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从理论上解释企业内部市场存在的合理性和应用的必然性,但缺乏实践指导意义。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就是委托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如何设计一个最优合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企业理论的许多模型都可以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分析。随着内部市场体系的建立,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模块化,原有的科层机制逐渐和市场机制互相融合,将会在组织内产生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衍生出新的问题。本文以企业理论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为工具,试图从激励因素、信息对称性来对内部市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原则。     

政府补助、产权性质与债务融资效应实证检验

笔者以2008年~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的债务融资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助作为一种积极信号能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信贷资金规模,而且这种效应在民营企业比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府补助同时也能显著降低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国有产权性质能强化这一功能,从而导致政府补助降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比在民营企业更为突出。     

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就不同来源金融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内源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高成长性企业表现尤为显著;②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负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企业应适度控制债权融资水平,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动机,并有效发挥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③风险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文章认为中国的投融资改革严重滞后，其原因不仅因为受到国资国企延误改革的拖累。而且还因为它既秉承了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的内容(即政府配置资源)，又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特色”。投融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其根本措施是完善出资人制度，将投融资管理的重点从项目管理转向资本市场管理，从“投”转向“融”。文章指出，中国投融资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建立起针对出资人的资信评价体系，以资信等级为依据，实施对出贵人融资能力的宏观调控。放弃项目的行政审批，形成投资决策、资本决策、信贷决策三权鼎立，相互制约各负其责的投融资格局。严格金融监管、放松金融准入，严格市场清除、放松资本管制，培育财务投资者与战略投资者之间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厘清企业制度，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分析

本文选取深沪两地140家国有集团附属上市公司与100家非集团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显示:(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代理关系为管理层代理关系,而非控股股东代理关系,即影响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代理问题为管理层代理问题,国有控股股东由于缺位并没有将内部资本市场异化为其进行利益侵占的隐蔽渠道;(2)从集团总部层面来讲,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金,但从成员公司的层面来讲,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的代理问题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受损。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基于中国新能源行业的研究

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和内外部融资约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4—2019年新能源行业164家创业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融资约束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验证股权集中度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不仅对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削弱融资约束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负面影响;创业企业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     

论提高我国财政投资效应的对策

为了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避免或减少财政投资的负面效应,我们应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保持财政投资的适度规模,优化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从一般竞争性部门退出,缩小财政对垄断性部门、基础设施部门、行政事业部门的投资范围,增加财政对人力资本、农业和农村、落后地区开发、环境保护等的投资,并着力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