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时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必然与可能

一、发展合作经济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合作经济，在我国有着渊源的历史，从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起一直到如今，已经整整探索了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历经坎坷，为之付诸了无数的艰辛努力。但是，在这风雨坎坷的５０年中，在合作经济的漫长探索道路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理想的坦途。我想也许最为深刻的教训应该归结于行政干预过多，甚至过早地以政府的完全行政行为取代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结果往往是合作不合力、经济上不去、同德不同心、效益难体现。中国搞合作经济不适合、不行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合作经济已经逐步与现代经济接…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泰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合作运动发展的几个问题

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合作运动有两个大发展时期,一是建国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至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达到高潮;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蓬勃发展,至今方兴未艾。两个时期合作运动发展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搞社会主义,搞合作化,这个方针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合作化,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合作经济模式。本文就有关合作运动发展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初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初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李秉龙，乔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含义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及具体体现，是国家和社会为补偿现代社会中被削弱的家庭保障功能，帮助全体社会成员对付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风险，运用社会化的保险等手段，依法保障全体社...     

关于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研究

关于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研究建农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走合作化的道路。但长期以来，农村如何实现农业合作化，合作经济的组织规模、经营体制、管理形式，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和具体的道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总结正、反方面的经验，...     

界定产权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农村经济》杂志就读者来信反映的农民在合作化时原始投入的归属问题,连续五期展开了农村合作经济产权问题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通过讨论,对界定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进一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并起到集思广益,开拓思路的作用。这有助于农村深化改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郊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因而是很有意义的一次讨论。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现 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为完成这三大重任,十六大报告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作为新时期农村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一条好路子。结合浙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把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突破口来抓,以合作化推进产业化,加快现代化。     

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之我见

近年来，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集体资产前清后乱，流失严重的现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在： 一是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主体弱化、错位。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属于农民。其所有者代表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但由于长期以来集体经济组织的地位和职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组织建设难以加强，作用难以发挥。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部分村是以“两委”代替合作组织行使集体资产管理权，政经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多，集体资产管理主体错位，使现实中的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集体资产被侵占，平调现象…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探析

合作金融是经济上的弱小者为获取便利的金融服务，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自愿人股投资形式组织起来，在金融领域按合作制原则进行的一种合作。我国建国后不久，在农村就出现了合作金融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在1958年之前还基本上保持着农民集体所有的性质，到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时期，整个农村信用社系统被并人了国有农业银行体系中，成了农业银行的附属机构，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信用社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可以说农村信用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它缺乏合作经济组织的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合作性质始终没有真正体现出来，最终成为官办金融组织。     

辽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与选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辽宁农村同全国一样,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家庭承包制取代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这在解放农村生产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要发展农村生产力,必须走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新型合作经济的道路。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需要一种载体,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广泛地进行了探索、创新和选择。     

退耕还林工程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河北省沽源县为例

中国20世纪末开展的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中,退耕还林工程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概述河北省沽源县退耕还林工程情况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及相关文献资料,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4个方面实证分析工程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在促进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江西省乡村聚落发展及演变现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乡村聚落发展优化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情况以乡村聚落密度、乡村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进行空间等级划分,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江西省市域和县域内的乡村聚落在乡村规模、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分布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且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包含宜春市、萍乡市和上饶市大部分县域的北部密集区,主要为北部赣江流域下游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区,抚州市南部和赣州市大部分区域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小; (2)江西省乡村聚落在空间上整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3)其乡村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分布在上饶、赣州、九江和宜春等地,反映出江西省丘陵区和山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Farmer cooperatives in China: diverse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s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new forms of farmer organization have emerged, some initiated by farmers themselves, but most through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Based on national survey data complemented by two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rural cooperatives, an analysis is made of the rol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se new farmer organizations. Chinese rural cooperatives predominantly facilitat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This is supported by agri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Cooperative Law of 2007 oriented towards the commoditization of smallholder farming. There are some cooperatives not primarily motivated by commodity imperatives, but by the fulfilment of agro-ec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functions. To date, the rol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non-mainstream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f China is to become a ‘green society’ as proclaimed by the government,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this type of cooperatives seems warran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Land-Use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Place-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rapid urbanization, most villages in the world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Few studies explain how villages evolve dynamically because of ignoring villages’ internal connections. By focusing on land-us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eory of place-making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With the case study of Yuanqiansh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rural post-productivism transformation, place-making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rural rich resources through th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operation. In this process of place-making, villagers become leading actor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ave irreplaceable roles.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can be coordinated in the process of place-making, which lay a foundation of harmonious neighborhoods for the land-us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place-making ultimately brings about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ural resources. We suggest that incentive policy like the Substitute Subsidies with Rewards and rural planning should be adopted to help villagers further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wards post-productivism.     

福建省乡村旅游增长机制研究

运用系统分析思路构建乡村旅游增长机制的系统结构,从运行、动力、约束等机制探讨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问题。结果表明:福建省乡村旅游处于发展初步阶段,应从运行主体、职能活动、动力激励、约束限制等方面,加强福建省乡村旅游的发展。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示范带动、重点突破,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多方参与、系统规划等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价值、困境与优化——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作为"送法下乡"活动在新时代的改进升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政策构造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合作、互惠共享等理念高度契合,其治理价值体现在保障村民权利、推进乡村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但当前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还面临"环境—制度—主体"的三维困境,"半熟人社会"的现实环境将其限制在乡村治理外围;制度系统中互动机制缺失使多元主体协同无法实现;法律服务组织与政府行为失范制约了体系运行效率。文章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优化,需要激活乡村内生力量,促进"三治"真正结合;构建良性互动机制,形成法律服务共同体;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提升服务主体的服务意愿与能力。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户农户样本

研究目的: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22份农户调研数据,揭示社会资本因素在农户退出宅基地决策中的影响机理,以期为同类型地区提供合理化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和Ivprobit模型。研究结果:乡村社会资本所包含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3个维度在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0.022、0.043和0.053;社会网络在社会规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中发挥了增强性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引导农户自愿有序退出宅基地应找到符合农村社会现实的着力点,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扩大农户社会网络,发挥社会规范的驱动作用。     

基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陕西省经济贡献研究

文章采用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概念的界定,并构造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贡献的计算办法,分析过程结合了34年间陕西省相关经济数据,同时,结合该项目调研进展,得出结论如下:(1)2003~2007年由于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升占到的比率为14.4%,而2008~2012年这一指标上升到44.9%。由于2007~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陕西省颁布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导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向陕西省内流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在产业间的移动加剧,进而导致其贡献大幅上升;(2)2008~2012年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贡献百分比最高为42.2%,增长幅度也最大,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3)结合问卷调查结论,待机而出的比例最高约为52.25%,说明陕西省长期对农村劳动力吸引力不足。鉴于此,从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发挥政府力量、改变企业观念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目的]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一直是土地资源评价与管理方面的热点研究问题,通过对江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系统价值进行研究,为江西省土地规划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基于文献查阅的方法,利用多样性指数模型、土地利用动态度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模型,结合2009~2016年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变化,分析了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相应变化。[结果]近年来,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程度高、多样性指数中等且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与该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同向变化的关系。通过对土地利用类型的ESV值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土地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总体在减少;对单项生态系统价值分析,水源涵养在江西省农村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结论]2009~2016年江西省农村土地利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出现了降低趋势,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也在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对生态系统功能价值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生态系统,协调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开发乡村人力资源促进闽北社会林业发展

本文从发展乡村社会林业的角度,论述了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分析了闽北农村 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发展乡村社会林业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提出了乡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