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56个城市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了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和城乡一体化程度则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差异仅存在于医疗卫生服务,其显著负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余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无显著影响.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描述统计和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缩小社会的相对收入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幸福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视角

本文采用CGSS(2010)大样本微观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显示社会保障显著增加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且通过分项分析和分群体分析发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此外,社会保障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研究结论将对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为方向的社会保障体制改进有重要意义。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为响应＂建设幸福广东＂的＂十二五＂目标,采用追踪研究法,跨越4年时间,获取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和获致因素对幸福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居住地环境和工作单位性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显著。该结论对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具有指导作用。     

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规模扩大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并且对东部地区居民和高收入群体所产生的负效应要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增加人口密度两条途径来传递的,即通过前者产生间接的正向作用,而通过后者产生间接的负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基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再审视

本文基于2008年和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的福利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福利,并通过影响收入、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三条机制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政府质量较低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强正向渗透作用和替代效应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而在政府质量中等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福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员工人力资本的幸福感效应及代际差异

中国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使企业员工更有能力凭借自身实力提升幸福感;但人力资本提升也会引发社会和自身的双重高期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舆论环境的压力会降低员工幸福感。因此,人力资本能否提升员工幸福感,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利用地位获得理论研究员工人力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健康人力资本作用更强;社会地位在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性别身份认同调节了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非新生代员工,教育人力资本对幸福感代际具有差异效应作用。     

城市房价、住房产权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利用大型微观数据库CGSS2006,首次对城市住房价格、住房产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房价上涨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房价上涨越快,民众主观幸福感越低;(2)住房产权状况和幸福感显著相关,仅有一套房产者和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租房者,多房者幸福感显著高于仅有一套房产者;(3)房价上涨对租房者幸福感具有显著负效应,对多房者和仅有一套房产者的幸福感带来显著正向效应,且对多房者幸福感的正向效应显著高于仅有一套房产者;(4)住房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     

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扩大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性支出,是增强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而且公共支出应该更加向穷人倾斜。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理想,高房价却影响着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缓解居民购房压力、提升住房满意度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那么缴纳住房公积金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和中介(遮掩)效应检验模型,研究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居民比没有缴纳的居民幸福感更高,缴纳住房公积金能使居民感觉“非常幸福”和“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57%和0.40%,感觉“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58%、0.30%和0.09%。第二,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不同收入、不同风险偏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收入、低风险偏好居民的幸福效应更加明显。第三,缴纳住房公积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部分是直接影响,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间接影响。为增强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幸福效应,本文最后从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和监督机制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研究

在对南通地区居民幸福感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各个因素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及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于绝对收入来说是更显著;性别、户口性质、单位性质、居住方式、婚姻状况等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但相关程度很低;空气质量、环境卫生会对居民幸福感造成影响,且影响程度相对比较显著。应通过改变和协调各种因素,减少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综合提高居民幸福感。     

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居民幸福感——来自CGSS2008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居民幸福感,但其主要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增加人们收入、改善人们健康状况,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民生改善渠道,间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一结论与样本选择无关,也不受自选择效应和变量内生性影响。中国政府在发挥比较优势有序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可考虑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培训等民生方面支出缓解其可能的负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福利惠及中国每个居民。     

论体育运动对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体育运动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增强和引导大众积极快乐的情绪,抑制消极苦闷情绪的出现,进而维持大众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研究目的:对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决定性的作用。结论:体育运动与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丧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分析

中国持续下降的生育率以及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丧偶是老年生活中的重大压力事件和必然事件,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方法,解决了模型内生性问题,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利用分性别、分城乡老年样本,考察了丧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性别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丧偶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丧偶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老年男性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丧偶对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深度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苏南地区城市居民为例

深度休闲对优化苏南地区休闲产业建设,进一步提升居民休闲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文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苏南地区城市居民深度休闲行为的数据,研究苏南地区城市居民深度休闲行为特征及深度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苏南地区城市居民进行深度休闲活动的场所主要为户外;(2)闲暇时间不足是限制苏南地区城市居民进行深度休闲活动的主要因素;(3)苏南地区城市居民的深度休闲活动总体程度不高,愿意在深度休闲活动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人更是少数;(4)苏南地区城市居民从事深度休闲活动产生的强烈认同感和坚持不懈的毅力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社会治理、环境治理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呈现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性别、健康状况和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同样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

追求幸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家庭资产的配置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基础上,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对家庭成员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均可以显著提升家庭成员幸福感,且家庭非金融资产更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非户主的家庭成员会因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家庭金融资产和家庭非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基于此,推动家庭优化资产配置、加大创业就业扶持力度、优化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荆州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对居民(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关注开始从过去的物质生活方面更多地转移到精神生活方面.因此,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就愈发显得重要.本文以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获取第一手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沙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探讨在线品牌社群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680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线品牌社群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社群幸福感（社群主观幸福感、社群心理幸福感和社群社会幸福感）进而促进品牌幸福感；在社群幸福感内部，社群社会幸福感会促进社群心理幸福感，而二者都会促进社群主观幸福感；在线品牌社群访问频率在社群主观幸福感与品牌幸福感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在线品牌社群和品牌幸福感理论，且对品牌建设实践具有指导价值。     

工作让生活更美好: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

基于2003-2010年多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经验评估就业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为城镇居民幸福感的走势变迁提供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但并非任意工作,而是只有高质量就业才能提升幸福感.作为就业质量的主观评价指标,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对工作表示非常不满意的就业人员,其幸福感水平甚至低于无业人员.路径分析发现,劳务派遣和零散工等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既对幸福感具有直接的负作用,又通过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而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双变量有序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在幸福感的单项与多维度测量指标之间,以及不同年度调查数据之间保持稳健一致.积极就业政策背景下就业状况的改善,是理解中国居民幸福感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持续下降而在2003年左右开始触底反弹的可行路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够提升民生幸福,也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