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城市群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发展特征与经济增长

协调好区域内城市间的产业发展关系,是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运用动态随机核分布方法测算中国14个主要城市群内部189个城市的产业比较优势,研究发现：产业比较优势上升是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增长提升的重要原因,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其作用路径依靠增加城市和城市群投资予以实现。基于此,每个城市都应立足于所在城市群发展实际和自身的独特资源禀赋,审慎地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实现城市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本城市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与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的优势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效应及规模效应的分析

本文采用两部门外部性模型,研究中国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效应及规模效应,利用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且与学术界1960-2000年的研究结果做了对比。1978-2008期间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为负,外部性效应为正。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与选择

碳排放控制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挑战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1997—2011年中国5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将其分为四类城市,并分析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特征与路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从经济规模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绿色增长、棕色增长和黑色增长三种类型,且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轨迹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总体上是一个由黑色增长、棕色增长向绿色增长螺旋式演进的过程;不同城市应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条件和功能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     

城市广化与城市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尝试把城市化进程分为城市广化和城市深化两个过程,并从劳动效率的角度,分析城市广化和城市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将城市广化和城市深化统一于修正的卢卡斯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分别探讨了城市广和城市深化、劳动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利用1978～200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     

高铁时代的城市经济增长路径与效益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综合的分析框架,探讨高铁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使用列车数作为城市高铁建设与运营水平的指标具体考察两种连接方式的不同影响,结合随机森林方法和样本划分进行了机制验证。结果显示,高铁的城市经济效益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作用路径的不同解释了高铁对不同规模城市影响程度的差异性;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高铁在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作用显著,而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高铁的影响主要在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从连接方式看,外向型交通网络的发展能够从多个方面提升大城市的经济绩效,而与邻近城市联系的加强对于中、小城市的发展显示出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基于我国四大经济区域格局,运用均值对数偏差系数、泰尔指数、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究我国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与时空分异格局.结果 表明:①我国城市GDP增速差异和人均GDP差异呈负相关关系;②四大区域组内差异主导总体差异变化,均呈现先扩张再缩小的趋势,泰尔指数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

本文采用中国主要省会城市数据为样本,在总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对土地变量和交通变量也进行了探讨。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研究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的轨迹表明,联动发展应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度效应,发挥其对长江中上游城市群的带动作用。联动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例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立一体化航道运输管理机制;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主导相结合、企业主体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树立"共赢、联动、协同"的发展理念,构建上中下游城市群区域间的利益共享机制。     

黄河流域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水平脱钩研究

以2005～2016年间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脱钩分析和Theil指数对于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黄河流域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脱钩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大部分城市处于扩张连接、扩张相对脱钩的状态,少部分城市处于强脱钩状态,城市群之间的脱钩状态呈现出上、中...     

大城市群协同发展障碍及实现机制研究

大城市群是一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进入成熟经济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也是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地域单元。当前我国大城市群存在着大而散大而不强的问题,根源于大城市群内部缺乏协同效应,协同的障碍主要在于内部差异性大、行政区划分割及级别不对等、财税分灶体制等。大城市群要着力从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分工、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方面积极推进内部一体化。在协同创新机制设计上要明确一个核心,发挥市场主体功能,重视社会组织力量,建立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行政主体首长联席会议制度。     

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评价——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在已有的关于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研究及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提出的3D理念的基础上,建立系统的评价城市群经济空间的3D框架指标体系,运用多个关键指标反映城市群密度、距离和整合3个维度的状况,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16个城市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共有3D城市群3个,2D城市群3个,1D城市群2个,0D城市群8个.城市群呈现金字塔等级结构,但1D城市群需要0D城市群发展补充.评价结果符合城市群发展趋势,同时为城市群未来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经济空间3D理论框架可以继续完善并扩展到城市维度.     

我国城市群生态空间管制的“四分模式”

本文从诊断城市群生态系统状况出发,按照培育城市群共同价值体系、开展生态资源调查与评价、制定区域生态网络格局和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技术路径,提出制定城市群生态网络格局的要点;基于生态学的尺度理论,优化城市群区域生态空间的构成: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单元、区域生态廊道、生态保育区、城镇建成区绿地;提出“按需划片-按片定类-按类划区-按区定级”,分级管制的规划管制路径,探索出我国城市群“生态需求分片管制、生态系统分类管制、生态功能分区管制和生态用地分级管制”的生态空间管制的“四分模式”,得出了该模式有利于保障城市群生态空间数量,提升城市群生态系统质量的结论.     

企业关联网络视角下中国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比较研究

以175家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为基础,运用网络互锁模型,从全球、全国和区域三个空间尺度,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研究发现:(1)由多个省份、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组成的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特征更为明显。(2)城市群的多中心度是高度尺度敏感的,空间尺度越小,城市群网络的多中心度越高。(3)在2006-2015年,部分城市群在三个空间尺度上的多中心度出现明显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是尺度敏感的。(4)从多/单中心和双/单核两个维度对各城市群进行聚类分析并比较了类型变化。     

我国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动态比较

城市流描述了城市的基本活动,反映城市的对外服务职能,而城市流强度则是定量描述城市流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我国15个主要城市群城市流强度与结构的分析,从城市流视角探讨我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增长情况.结果表明,京津唐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高城市流强度中心,是城市群外向服务能力和城市群综合实力最强的三个城市群,且国内较高城市流强度的城市群基本都分布于沿海和沿江的经济地带内;此外,城市群外部贡献率的高低也是城市群演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联系结构分析 ——基于城市流与网络中心度

本文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中心度模型对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地级市的对外联系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向型服务部门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武汉和长沙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但部分功能仍有待提升,而南昌的现代对外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功能效率相对均衡,部分城市由于劳动力的素质相对较高,因而导致其外向功能效率较好,但较多城市的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城市流强度与城市经济实力基本一致,而城市流倾向度与经济实力不平衝,各城市经济地位相差很大;城市间的各项中心度两极差异明显,城市联系网络处在相对单一、低层次的状态,且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     

土地利用变化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研究

研究探讨2004年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变革对中国地级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影响.通过计算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分析其空间差异性;构建结构方程计量模型,验证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4～2008年期间,中国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绝对值以大于1为主,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弹性系数总体小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