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人性质、审计质量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2009—201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审计质量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高审计质量具有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作用;在考虑终极控制人的性质后,在非政府控制企业中,外部审计的这种约束作用更为明显,并且随着两权分离度的提高而增强。但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度、审计质量和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下公司价值——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步取代了股权分散下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代理冲突,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控制权、现金流权、两权分理程度提出三个假设,选取了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2010年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两权分离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与公司价值正相关。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终极控股股东性质,考察了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性在高自由现金流与低成长公司中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还与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有关,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性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     

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分析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上市公司总体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对于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政府间接控制的公司,多元化都显著增加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在拓展性检验中没有发现中央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在多元化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关系上存在显著区别,说明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集团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通过多元化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都同样严重。     

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

以我国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基于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两权分离度越高,现金持有价值越低;资本结构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影响现金持有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揭示:资本结构是终极控制人实现资金侵占行为的工具;并且当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较大时,外部投资者将会对公司持有的现金资产给予较低的价值评估。以上发现丰富了两权分离及现金持有等相关领域的文献,拓展了终极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研究思路,对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司风险承担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和股权制衡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第二层代理成本视角出发,以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和股权制衡两个维度,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公司风险承担呈U型关系;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与公司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同时,公司存在多个大股东会通过制衡控股股东进而显著地提升公司风险承担。本文证明降低两权分离度、优化股权结构有助于公司承担合理风险实现创新绩效。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现金股利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基于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视角分析现金股利分配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探讨这种影响在控股股东特征不同的公司中所呈现出的差异。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公司支付现金股利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且这一效果在控股股东为非国有股东以及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缓解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从而使得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     

终极所有权性质、两权分离度和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分析终极所有权性质、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在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下其显著性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并没有系统性差异;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其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终极所有权性质、两权分离度和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索分析终极所有权性质、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在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下其显著性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并没有系统性差异;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其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两权分离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9~2013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这种关系是否会受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低,现金持有价值也越低;两权分离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有关,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两权分离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及价值的不利影响。拓展检验表明,两权分离程度越大的终极控股股东通过持有的现金加剧了公司过度投资,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这种行为。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股利政策理论述评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现金股利政策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的股利代理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但有可能导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情况下,支付现金股利也是降低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手段,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支付现金股利反而增加了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     

派发现金股利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吗?——来自A股和H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海内外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探究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新的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发放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研究结果表明当股权集中度增加时,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更加严重,海外证券市场完善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严格的外部监管使得海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倾向于派发现金股利减少代理成本.但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我国内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增加程度要高于海外上市公司.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高股利支付水平和支付率并没有降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反而成了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一种合法工具.     

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来自江浙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利用我国江浙民营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东之间的制衡、董事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董事会规模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负相关;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不相关。     

公司多元化经济后果实证分析——基于代理成本角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对2001至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后发现,多元化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经理人的代理成本。通过追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终极控股性质显示,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水平与经理人代理成本无显著关系;而国有控制上市公司多元化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     

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

基于审计成本效益理论和审计风险溢价理论，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正相关。控股股东杠杆增持行为主要通过提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以及增加审计投入对审计定价产生促进作用。上述关系在企业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法律环境较为严格时得到强化，而较好的信息披露质量以及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会削弱控股股东杠杆增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控股股东杠杆增持带来的风险溢价效应会抑制审计师出具标准的审计意见，损害审计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强化审计师对控股股东杠杆增持的风险认知，进而为进一步提升审计报告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增量证据。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理问题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揭示控股股东代理问题普遍性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与表现形式,试图从公司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提出解决方法。     

家族控制与大股东掏空——基于宏盛科技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案例分析方法研究了借助反向收购国有股份而形成的家族控股上市公司宏盛科技被其控股股东龙氏家族掏空的过程。研究表明,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在两权分离度畸高、缺乏股权制衡、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既有动机也有条件掏空上市公司。本文建议从建立债权人治理机制和加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入手,监督、遏制掏空行为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     

内部激励、代理成本与外部监督——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根据代理理论,由于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代理问题。上市公司从内部激励与外部监督来减轻代理冲突。内部激励手段主要是股权激励,而外部监督方式主要是外部审计。文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外部监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代理成本高的公司,更有可能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股权激励能明显改善内部治理机制,减小代理成本,从而降低公司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并且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对审计质量需求越低。     

非控股股东对行权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与传导路径

本文基于沪深市场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非控股股东积极行权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行权效应显著,尤其是对于行权成本与行权收益相对接近的企业而言,其行权效应更为明显。在影响边界方面,对民营、高管纵向兼任、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可能的作用传导路径主要是非控股股东行权通过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减少了控股股东掏空侵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代理成本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业绩预告是影响市场估值的重要信息,文章以2005—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业绩预告精确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质押比例降低了业绩预告精确度,但该影响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了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股权质押与业绩预告精确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传导作用。文章结合我国股权特点,以股权质押和信息披露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第二类代理冲突,对丰富内部公司治理理论和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