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徽州宗族公匣制度的活态传承——基于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公匣制度是徽州宗族管理的制度之一。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至今仍沿用公匣制度,收藏和管理完整的三大箱族谱与文书。本文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文书,对历史上黄龙口汪氏宗族的公匣制度以及现代的活态传承展开研究,探索近现代进程中微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和传承。     

基于浙江多案例考察的经营村庄路径探讨

"经营村庄"是促进乡村发展、产业兴旺、村民致富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模式。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多案例考察,分析了经营村庄面临的主要挑战,总结了经营村庄的典型实践,提炼了村集体在经营村庄中的重要功能。研究表明,各地可从空间优化、要素激活、产业开发、政策保障等方面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经营村庄路径。村集体通过发挥整合功能、协调功能、治理功能保障经营村庄的有效运行。     

空心化村庄的合作何以可能?——基于湖南HL村的个案研究

众多学者指出,空心化会冲击村庄的集体行动,使集体合作变得更困难,而现实中,在一些空心化村庄,村民也容易达成合作提供集体共享物品。理论和实践的反差促使我们思考:空心化村庄的集体合作真的那么困难吗?本文以湖南省空心化的HL村为例,分析了该村合作修路的背景、过程和做法,概括出该村合作成功的要件。研究提示:发挥空心化村庄小集团化的优势,鼓励村庄精英成为集体合作的领导者,遵循公平原则制定出可行的激励、惩罚和监督措施,在适当的契机下,空心化的村庄也能合作生产力所能及的集体共享物品。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

农民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的是，农民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表明的是，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农民行动单位具体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相应地，本文将村庄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农民合作社村庄整合的实践与反思——基于闽赣浙湘豫土地股份合作社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农村秩序失范的背景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村庄整合的重要功能。合作社的产生主要是出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经济目的,但成员共同利益和关系格局的形成促使内部整合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及基层政府、本村非社员村民和外村村民之间的博弈、互动进行外部整合。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而言,合作社村庄整合是构建村庄善治图景的有效路径。然而,由于合作社社会效应的外部性,村庄整合实践中还存在整合功能附属性、合作社地位弱势和实体经营不足等制约因素,需从多方入手完善合作社市场主体地位和促进合作社向综合主体的转型,以保障村庄整合的有序性及整合结果作为治理资源的效用发挥。     

改革主体、改革逻辑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模式——以T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例

农村集体产权的国家性、社区性与市场性,决定集体资产股权配置受改革主体和改革逻辑的双重塑造。改革主体包括政府和村庄,分别依靠行政和自治的推动力量;改革逻辑包括效率与公平,分别代表市场和社会的价值追求。"政府行政主导、社会公平优先""政府行政主导、市场效率优先""村庄自治主导、社会公平优先""村庄自治主导、市场效率优先"是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四种典型模式。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受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改革试验村、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等因素的影响,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模式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关键是政府与村庄关系的协调,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平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坚持"协调政府行政与村庄自治、均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改革路径,做好集体资产股权的有效管理、权能拓展等前瞻性研究。     

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从契合到错位的社会后果探析

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的初始契合随村庄成员数量和农地政策变动而错位.两权错位中村庄成员分化,导致集体权属虚化、治理资源匮乏、社区认同消解、道义观念分化等共同体瓦解的社会后果.在稳定农地承包权基础上,现行农地制度需要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村庄生活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功能分析与角色整合:村庄治理中的村庄精英——以甘肃定西市Z村为例

村庄治理是构造村庄秩序,维护村庄有序良性运行的综合性活动.村民自治一度作为国家外缘式引入村庄的组织形式,是要在农村社区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制度却遭遇诸多矛盾,以致陷入困境,村庄精英作为内生于村庄内部的特殊群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自发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立足一个西北村庄的个案研究,试图在分析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和角色实践的基础上,寻找他们引导村民集体实践的行动逻辑,进而置于国家-精英-村民的框架内撂讨他们的功能,发掘村庄精英角色整合对村庄治理的意义.     

乡村困境中“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凝聚逻辑及其限制——对S村“神婆修庙”事件的分析

"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是相比于传统社会网络、组织与文化更具活力的村落团结特质,它可以抵御现代经济力量的侵蚀,且以其为基础的互惠与集体保护行动可带来更多经济利益。"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凝聚能增强村庄观念和认知规范,并在相互作用下再生产互惠行为和集体保护行动。笔者研究了一个面临发展困境的个人经济利益呈分散状的村庄,村中"神婆修庙"事件的客观意图在于不顾经济利益的分散化特征,依靠村庄观念的塑造凝聚"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并实现集体保护行动和互惠行为的制度化。本文研究结论是,缺少特定经济利益基础而凝聚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其强度是有限的,它无法引致更广泛的集体保护行动和互惠行为。面对乡村困境,单靠村庄观念的塑造无法拯救个人主要经济利益呈分散状的村庄,制度公平比强制的观念更重要。     

村庄信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路径——基于江苏省多个村庄的组态分析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29个村庄为案例，探讨村庄诚信度、合规度及践约度信用资本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机制，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结果：（1）构建了基于“村庄资本→信用评价→土地市场”的分析框架；（2）单一条件并非是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民间借贷活跃度和村庄信用户比例对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发挥着普适作用；（3）在信用资本评价模型下，江苏省典型村庄通过整合自身资源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存在4种组态，可归纳为3种类型：诚信型、诚信合规型、诚信践约型；（4）苏南、苏北地区根据发展情况，提高土地流转效率的关键不同。研究结论：苏北地区可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提升村庄集体经济、理顺村组织权责关系等方式，构建制度信任，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苏南地区可通过加强集体组织建设、发挥乡绅乡贤乡才协调作用、做好确权登记发证等方式，提高民间信用水平，降低农户诚信履约风险，共同推动城乡土地市场建设。     

村民自治、宗族博弈与村庄选举困局——一个湘南村庄选举失败的实践逻辑

宗族是村庄政治生活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农村场域中,宗族依然扮演着农村社会自我运行中的重要角色,并显示着其强大的影响力。本文选取了湘南一个村庄中两个势均力敌的异姓宗族,分析他们在村民选举中的博弈行为。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显见,在双方或几方宗族势力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村民们只是各自投自己一方的选票,进行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会是选举失败,而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包括宗族非理性的认同、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农村社会的面子观等。缓和或者消解这种宗族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疏",而不是"堵"。     

村庄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变迁历程——基于浙江三村的调研分析

村庄,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微观构成单元,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急剧变化。文章在浙江三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村庄变迁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与变化,总结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历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村庄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框架下农民合作社的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农业税取消后,我国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主要由农民付费,转变为主要由政府付费,并由政府决定供给的内容。由于农民对于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以及需求偏好难以表达,这种单向传送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产生了较大的效率损失。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纳入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框架内,依据旧制度、环境和行动主体三个变量维度,分析了村庄内专业经营户自主成立的合作社与村组织领办合作社("支部+合作社")两种农民合作社生成路径选择的原因,并进一步研究了这两种合作社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同影响。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刹一刹农村“修谱”风

近年来，在农村民间集资编撰族谱的现象颇为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装璜、印刷日趋精美的族谱堂而皇之地走进宗族的每个家庭，并以一种无形的力量统治、压抑着族中的人们。这一现象，不仅妨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潜伏着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切不可忽视。农村修谱活动，不分县界、省界、国界，凡是能与本姓氏联系上的统统修人。在修谱过程中，各姓氏之间还互相攀比。比如，赵姓的族谱用铅印，张姓的族谱便用激光照排；孙姓的族谱是黑白照，李姓的族谱就是彩照；王姓的族谱在当地印刷，陈姓的族谱就在外地印刷，等等。由于各姓氏间…     

传承的延续——华北宗族文化探究

近代的华北宗族大体上保持了清朝发展而来的形态,在社会的动荡和演化下长期留存下来,在近代华北地区大体上存在着仕宦大家族、商业大家族、和一般的农耕家族三种类型,而农耕性的宗族则是更为普遍的宗族。这些宗族人丁不多,经济力量也薄弱,其内部制度和各类设施也大多不完善,教育和文化能力差,甚至连完整的族谱家谱也不具备。但是它们的文化形态和影响力、传承力代表了华北地区乡村宗族的典型。虽然在近代华北地区的宗族发展渐趋衰落,但是其文化传承却是一直在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