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政党认同和政策认同六个方面。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相关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不高,社会深刻变革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的迷茫,社会阶层的分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不足,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党认同的削弱,政策认同障碍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同降低。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现存问题,应构建合理的社会利益结构,强调制度正义和扩大参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严惩腐败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完善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政策。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困境及破解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身份的转换与重塑,但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阻隔、职业身份的错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长期处于困境之中,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交认同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进行破解。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临沂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中的困境,表现在先赋身份认同逐渐降低,市民身份认同缓慢提升,但身份转变困难。为此,应通过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方法,帮助新生代获得一种城市人的积极的身份归属感,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更长远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西北四省(区)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t回归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例如年龄和婚姻状态对其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例如合理的劳动强度、安全的工作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因素例如务工动机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态度也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发展导向的务工动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禀赋中,良好的家庭条件、在本市务工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同工同酬才能使农民工融入城市

对于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是让他们觉得受歧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不平等感，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仇视心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三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5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都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位四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研究表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治的就业制度仍在,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方针,制定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系列政策措施。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受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数学和DEMATEL耦合的量化分析方法。［方法］首先,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从个体因素、信息源因素、环境因素3个方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然后运用三角模糊数表征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再通过实证调研,利用DEMATEL方法进行结果分析。［结果］（1）个体因素类的F1、F3、F4、F6、F7,环境因素类的F14、F15为原因组因素; 个体因素类的F2、F5,信息源因素类的F8、F9、F10,环境因素类的F11、F12、F13为结果组因素; （2）以中心度为基础,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分别是原因组的F1、F14、F6、F15和结果组的F10、F8、F12。［结论］原因组关键影响因素易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从长期来看,应优先考虑对其进行提升或投资,结果组关键影响因素易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且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的作用最为直接,因此可以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和控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文化建设——基于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调研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没地方倾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也没有开展一些针对他们的活动。文章主要结合调研数据,真实地反映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现状、精神诉求和当前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是这一群体在逐渐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角色冲突与补偿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性格特征的差异之处,揭示不同工作与生活状态下的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的特点,具体展现其冲突的产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提供可参考性的对策和机制,为企业的和谐关系建立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另辟一条蹊径。     

代际视角下进城女性农民工留城意愿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对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探究代际视角下女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山区劳动力转移及促进山区人口市民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调查成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有6岁以下小孩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留城有负向影响,但有6岁以下小孩对老一代农民工留城有正向影响。[结论]对女性农民工整体而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高,留城意愿增长趋势越显著;有融入城市信心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