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WTO,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结构与协调能力有了实质性的转变。从一个毫无约束力、裁决力的松散协定,发展为一个具有多方协调能力和仲裁权的国际组织。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是现代普遍性国际经济组织中独特的一种争端解决制度。它把传统的协商、谈判、调停、斡旋、调解、仲裁与普遍性国际经济组织所奉行的政治机构处理争端的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吸收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益经验,而且还根据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掐端解决机制。     

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的法律规则背景及解决机制

各国基于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考虑采取了谨慎又有所区别的贸易管制措施。多边环境条约《生物安全议定书》支持对转基因农产品实施贸易措施，WTO有关协议中的规定是贸易措施的约束条件，它对风险预防、科学证据充分等规定和解释与《生物安全议定书》存在差距。通过对文本和案例分析发现，这些约束和差距导致冲突发生。分析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可能处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使实施环境贸易措施的缔约方受到压力。为有效解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需要在贸易体制中渗透环境因素，逐步提高多边环境条约地位，最终达成贸易与环境体制的平等协调共存。     

论述WTO国际渔业贸易的争端解决程序及案例

近几年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增长势头迅速。在全球水产品国际贸易如此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各国在WTO框架下的贸易保护和贸易中产生的摩擦数量不断增加，涉及的品种和范围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水产品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企业要积极应对有关贸易摩擦，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维护企业自身利益，要求企业和政府了解并熟悉WTO中的贸易争端解决程序。本文将以图表形式为主介绍国际渔业贸易中争端解决的主要程序，以使涉海部门和有关企业更加直观的了解这一过程，以便今后更好的掌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技巧并应用于实践中。     

WTO争端解决机制刍议

WT0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国际贸易规则被WT0成员方相对普遍遵守的重要原则,也是保障WTO得以顺利运行的支柱之一。其对世界贸易组织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有目共睹。正确认识和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及其主要特点,对我国更好地参与竞争和防范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思维下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探析

就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在中间产品贸易中极易出现卖方垄断;在消费品贸易中则极易出现反倾销局面,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惩戒措施,将同时损坏进口国消费者和出口国供应商的利益。经验表明：单纯依靠WTO运行机制无法使上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所以需引入互联网思维模式,以增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环境适应性。     

案释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纠纷的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贸易纠纷和摩擦的数量急剧增加.被誉为“国际经贸法院”的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2002年5月27日,在中美双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中国以WTO成员国的身份首次向WTO秘书处递交了成立评审团(Panel)以解决中美钢铁贸易纠纷的申请,标志着中国向DSB谋求正当经济利益的开端。 在各类涉外贸易纠纷中,使中国受     

关于我国农产品贸易摩擦争端的思考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详细阐述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变化与特点以及当前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PPP合作模式中争端解决机制探究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大力推广PPP模式,究其原因无外乎此种模式既能弥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缺口,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提高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效率,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解决项目所在国劳动力就业难题;同时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内和国际社会资本提供投资新机遇,最终提升全球资本配置效率。PPP模式的优点不言而喻,但争端也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即为沿线国家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及对本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然而,当前的单一性争端解决机制和多元兼容性争端解决机制因为相关条约和法规制定滞后、双边和多边合作法律机制欠缺、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机制缺失而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亟待良性的改进。因此建立更为健全、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了沿线各国的共同目标。     

从中俄石油管道线路案看上合组织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能源合作是促进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突破口和重点。合作可能产生纠纷,中俄石油管道线路案即是典型。为保障成员国间的能源合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构能源合作争端解决机制。为此,本文在考察该案基础上,对其进行法律解读。进一步考察现有的国际能源争端解决机制,认为上合组织能源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的建构应借鉴吸收NAFTA、CAFTA、ECT相关规定。     

WTO体系下的农产品标准及对中国外贸的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贸易大国,近年来农产品贸易却连续出现贸易逆差,且逆差呈现扩大态势。导致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遭遇到的标准壁垒。本文提出为应对这种情况,除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农业发展,农产品标准的建设外,针对进口国不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标准,我国应该在全面深刻地了解WTO关于农产品标准规则的基础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保护和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     

浅析涉外渔业事件应对措施

本文针对涉外渔事纠纷,分析了发生纠纷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增设涉外渔业管理机构,延伸涉外渔业管理;强化培训,提高涉外人员素质;严格要求各远洋渔业单位强化涉外渔业管理和职工队伍建设;各远洋渔业单位要慎重选择合作伙伴,建立稳定的国际渔业合作关系,制定涉外渔事应急预案,建立适应复杂多变经营环境的应急处理机制等对策与建议.     

WTO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

系统阐述了我国外商用地政策的演变；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利用政策，对外商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作了全面的介绍；并就调整外商用地政策在六个方面作了精要的分析。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及法治化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给和谐社会构建带来严峻挑战。正确认识和处理转型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课题。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良法善治是现代法治的本质,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规则体系和制度保障。据此,建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法治机制,是对现阶段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作出的理性选择。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不同时间截面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为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政策依据。研究方法: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核密度估计。研究结果:(1)2005—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和人居环境水平总体上呈稳步上升的态势,空间上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峰值区域的"多中心"分布特征为主,且地域差异逐渐缩小;(2)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则呈持续上升的态势,并从濒临失调逐步跨入初级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上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和新余为峰值区域,以荆州、孝感、咸宁、吉安等地为低值区域的分布格局,但地区差距逐渐缩小,有向片状分布发展的趋势。研究结论: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与人居环境指数逐年提升,并且城市化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度在地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存在明显的协同发展特征。     

对江苏省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资金管理政策的讨论

本文在对江苏省林权改革资金的“村有乡管” ,“专户储存” ,“专款专用”管理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建立基金管理制度、拓宽资金征集渠道、加强监管等建议。     

加入WTO与福建省松脂产业改革

加入WTO将给福建省松脂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 ,本文针对目前福建省松脂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振兴松脂产业 ,应对WTO的对策     

对南京市征地补偿及安置办法的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为保障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需求，土地征用不可避免。但在征地过程中，由于征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不同程度地给被征地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增加了他们失地后的生存风险。针对这一问题，各地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和措施。本文拟以南京市为例，分析自2000年以来南京市实行的两种征地补偿及安置办法的变化，分析现行补偿寄置方式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办法和措施。     

曲周县盐碱地改良区农村聚落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位于盐碱地改良区的曲周县1973—2016年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方法:景观格局指数、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农村聚落面积上升、人均面积下降、形状更加规则、规模之间差距减小,但近15年来出现面积增长速度加快、零散农村聚落增多的现象;不同乡镇农村聚落演变具有区域差异性;耕地、城镇、河流、道路在空间上对农村聚落演变具有驱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化水平以及农业生产规模是影响聚落演变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论:作为综合功能承载体的农村聚落的发展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中,要依据农村聚落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作。     

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林权流转制度

通过对林权流转含义的辨析和法律政策依据的分析,研究了林权流转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林权流转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林业资产评估手段落后,中介组织不发达等问题。因此,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求制定相关法规,为林权流转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促进林业资产评估,培植林权流转中介组织,同时实行政府的适度引导,以促进林权流转规范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