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多元协整方程对198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构成与农业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确实能够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但存在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从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采看,各项支出对农业产出的作用差异显著,说明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运用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理论对新疆1978年～2008年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新疆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

文章从理论上梳理了财政支农支出、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并选取中国30个省域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索洛余值法测度农业科技进步率,构建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全国整体还是东部、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且对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2)农业科技进步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财政支农支出通过农业科技进步的中介效应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3)农业科技进步对财政支农支出驱动农业经济增长具有单门槛效应。当农业科技进步跨过门槛值时,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更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从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重视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协调发展等角度提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效益分析

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农业生产函数对1990年～2011年新疆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农业产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有不利影响,这直观上给我们一种与现实不符的结论,但是细究下来,这说明了新疆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很不合理,其支出结构亟需优化。     

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当财政对农业每增加1%的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148.8元;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项目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的顺序依次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研究

财政支农支出是支持我国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的分析,得出黑龙江省支农支出总量小,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支农结构不尽合理,地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重过大,地方科学技术支出比重较小。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助推"三农"发展,必须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加强支农资金审计监管,将"三项补贴"资金转增养老保险,从而推动黑龙江省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8年间,新疆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两者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促进新疆农业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指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的必要性和作用.然后以江西省为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找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对未来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方向提出政策性建议.     

合理配置财政支农资金

财政支农待强化 投入不足。各级财政要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而实际上,大     

赣州市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然后以赣州市为例,从实证的角度量化分析赣州市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其中包括增长效应和收入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赣州市财政支农支出的方向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     

山西省效益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确定与技术选择

从内涵界定、选择取向及不同地域农业生产的自然与经济特点等3个方面,对效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山西省晋南、晋中、晋西北、晋东南、晋北和大城市周边六大区域的发展模式和重点推广技术。     

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与新疆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1978~2013年新疆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构建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上呈上升趋势;(2)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两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3)误差修正模型表明短期因素对新疆财政支农、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两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均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财政支农的变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的影响较大,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对财政支农的变动影响较小;农机化发展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相互影响作用较强;财政支农的变动对农机总动力变动的影响较大,而农机总动力的变动对财政支农的变动影响作用较弱。为此,新疆要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加大财政支农的投资力度并协调好财政支农与农机化发展的关系,为新疆"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分析

[目的]观光农业旅游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产业和消费形态,其将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业旅游相结合。文章通过深入研究其对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以期能明确其在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有效发挥农业生产、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带动农村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先后采用相关性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北京市在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对农村经济影响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以确定观光农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结果]相关性分析表明,经济资源指标与经济效益指标间相互正相关。其中,土地资源、资金资源与GDP、财政税收、居民收入均显著相关,劳动力资源与就业也呈显著相关关系,各指标对农村经济影响巨大。而主成分分析研究认为,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就业和居民收入在各主成分中载荷较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观光农业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其影响较为深远。[结论]北京市观光农业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合理、健康的发展适合自己的观光农业旅游,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山西沼气模式链区域适宜性分析

沼气模式链反映了产业之间的物流、能流循环关系,是推进循环农业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研究首先对山西沼气模式链的现状进行剖析,其次,针对存在问题结合山西不同区域的资源、生态、经济特征,提出采用"区域资源条件+区域生态环境因素+区域农业主导功能"指标体系对沼气模式链进行适宜性评价。该方法引入"区域农业主导功能"的指标,能更好地体现循环农业的资源、环境、经济相融合的发展目标。区域资源条件选择温度、太阳辐射总量、年秸秆产量、年畜禽粪尿排泄量等指标;区域生态环境因素选择盆地、丘陵、山地等反映地貌特征的指标;区域农业主导功能则选择农产品供给功能、就业与生活保障功能、生态调节功能、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等指标。通过分析,将山西省划分为晋南盆地丘陵循环农业区、晋东南及晋中丘陵盆地循环农业区、晋北大同忻定盆地循环农业区、晋西北风沙治理循环农业区、晋西黄土丘陵水土保持循环农业区、太行中条山生态保护循环农业区六大循环农业区。最后,阐述了各区的农业生产特征和所选取模式,确定实施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多元筹资的保障措施。     

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结构的计量地理分析

[目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为了探究其开发与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以山西省489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为研究对象。[方法]运用最近邻指数、基于Ripley’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等GIS空间分析和计量地理方法,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定量测度。[结果](1)山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景点呈中部和东南部密集、其他区域稀少的分布特征;(2)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景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有所不同,并在37km处聚集强度达到最大;(3)核密度分析显示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东南部分区,而北部和西部密度相对较低,一级热点区包括太原-平遥热点核心区、晋城热点核心区和阳泉热点核心区。[结论]根据研究结果将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划分为晋北和晋西2个单核心均衡发展区,晋中和晋东南2个多核心不均衡发展区,研究结论对山西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进一步规划开发和管理有重要的参考、借鉴和指导意义。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目的]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试图定量分析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关系。[方法]文章选取反映农业与旅游发展水平的当地农业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等指标为研究变量,构建VAR模型。并以2006~2015年徐州市农业与旅游业相关变量数据,对该模型进行JJ检验、英格兰因果检验及变量方差分解,以开展徐州市农业与旅游业之间耦合关系分析。[结果]徐州农业与旅游业初步呈现耦合发展现象,同时耦合程度在不断增强;徐州市农业的发展对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作用较大,但是旅游业对农业的发展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结论]VAR模型检验结果与徐州市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发展实际情况基本一致,VAR模型可有效应用于分析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的耦合关系。     

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目的]通过测定京津冀三地农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同度,评价目前京津冀农业协同水平。[方法]文章首先构建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和农业三产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农业相关统计数据,采用熵値法对三地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其次,采用协同度模型测定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协同程度和农业一二三产业协同程度,并进行分析。[结果]（1）北京农业综合发展指标得分最高,天津其次,河北最低;从分项指标得分看,北京农业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最高,天津产业发展程度最高,三地可持续发展差异较小;京津冀农业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指标得分较低。（2） 2011—2019年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的协同度值为0.52～0.82;京津冀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度在2016年之前均小于0.2,之后上升,在2017和2018年达到0.5以上。[结论]京津冀农业发展综合水平差距明显,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滞后,目前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处于中高等协同发展水平,农业一二三产业发展处于中度协同发展水平,最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霜冻灾害现状及其防御对策分析

霜冻是山西省农业生产中重要的农业气象灾害,研究该地区霜冻灾害的发生规律及防御对策不仅对山西省而且对全国霜冻灾害的防御以及保证粮食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通过对山西省20年霜冻灾害发生的基本概况、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等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了山西省霜冻灾害的防治对策和措施。     

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性研究  ———基于1980～2010年的数据分析

我国的粮食生产与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问题,结合耕地面积变化展开的研究也颇为多见,从全国到各省的分析皆有,但一般集中在粮食主产区省份.陕西省虽不是我国粮食主产区,但其耕地面积不小,因此对其耕地面积变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性研究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该文总结了陕西省耕地面积概况和粮食生产概况,以1980～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选取了总量、年变化率等指标,分析了陕西省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陕西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呈现缓慢增加态势;虽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耕地面积变化对粮食总产的约束作用逐渐弱化,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与粮食总产量的相关系数仍为高度相关.提出陕西省应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耕地面积的相对稳定,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山西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以山西省为例,探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对加快山西省农业全要素融合、促进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和限制因子识别模型,从山西省市两级分别分析2010—2020年农业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系统（REE系统）耦合协调度和障碍因子,探究其发展水平、演变规律以及限制因素。结果 （1）研究期间全省层面农业REE系统处于较低至中等水平,变化趋势是先降低后增加。其中农业经济发展有所提升,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但资源利用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2010—2012年轻度失调,2013—2016年进入濒临失调阶段,2017—2020年提升为勉强协调。（2）区域层面,以太原市发展水平最高,并向轻度协调发展过渡;阳泉市和运城市表现为最低水平;其他地区为较低水平。变化趋势以太原市、大同市增速稳定,忻州市、临汾市和吕梁市3市发展波动性较大。耦合协调等级：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3市为勉强协调型;晋城市、晋中市2市为濒临失调型;其他6市均为轻度失调型。（3）障碍因子识别包含13个主要指标。结论 山西省农业REE系统整体水平为较低到中等,耦合度高,耦合协调度相对低,协调等级逐年优化,表现为有序发展趋势。近年来山西省农业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一定进展,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减弱,约束作用开始突显,尤其表现在产业结构、水资源、耕地资源、环境污染和治理等方面,区域尤以晋西南地区的吕梁市、临汾市和运城市为重,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环境改善等发展模式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