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及治理体制的基础。我国社区治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保证基层社会活力以及实现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介绍国外城市社区治理3种典型模式的具体做法并总结经验，以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超大城市国际化社区的发展演变与治理路径——以上海的国际化社区发展为例

随着我国境内外籍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和聚居规模的不断扩大,国际移民及其聚居区治理已成为我国移民研究和多元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上海的国际化社区建设是政府规划和市场力量参与共同形塑的结果,是上海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国际化社区演进历程与城市发展战略、工业布局和城市更新进程密不可分,先后经历了发展主义、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化和士绅化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创新国际化社区治理需要从治理理念、族裔特点、创新治理方式等多个维度入手,从国际化社区的结构层面去思考治理制度的构架方式与实践模式。上海国际化社区的治理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经验,同时也可以为解决多元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地方样本和实践参照。     

哈尔滨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社区信息化的本质是一种社区治理模式,是以信息化为契机推动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以达到社区的善治。城市管理及社区建设的基础环节是社区信息化,所以运用文献分析等方法,分析哈尔滨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机制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型农村社区应运而生，如何更好地解决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的问题迫在眉睫。文章通过分析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的普遍现状，总结出社区自治、物业公司管理和村委会主导管理三种模式，结合目前物业管理混淆公共服务与自我服务、尚未明确治理主体、缺乏指导性政策法规、治安管理隐患重重等困境提出相应建议，拓宽新型农村社区物业管理的发展思路，力求让农村居民享受更有效的物业管理，感知更真实的改革便利。     

胜利油田社区制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调查胜利油田单位制向社区制改革情况,分析胜利油田单位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居民、政府等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完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深圳社区治理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深圳社区治理改革缓解了传统社区治理存在的角色错位、资源匮乏、参与不足等问题,为全国社区治理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加强社区基层党建,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理顺社区多重职能关系,改变治理角色错位;加快适度去行政化,走出治理行政化困境;开发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突破治理资源匮乏困境;创新社会化社区服务,克服传统服务供给瓶颈;推动参与式治理,破解社区参与不足;协同党建、管理、服务、自治,构建四位一体社区治理体系。深圳社区治理理顺了社区多重职能关系,确立了党领导下的国家主导型参与式治理格局,对探索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具有积极的意义。     

智慧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社区人口增长迅速,加强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十分重要,已成为政府在城市应急管理当中的重要发展战略,智慧社区依托智能化信息技术平台,通过在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及主体层面的改革创新,探索符合社区发展的数字化、感知化、智慧化新型管理机制与模式,实现群防群治的协同治理。     

流程再造理论与社区管理创新——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

近年来缘起于西方企业改革的流程再造理论,不仅被运用于政府再造领域,还被引入到社区体制改革的范畴。社区业务流程再造,是社区业务的运作从零碎式流程向集成式流程转变的过程;改革实践中,它是在合理分类社区业务的基础上构建任务集成、人员整合、流程简化、协作共事的综合管理和服务流程的过程。透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业务流程再造推动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成功案例,发现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的核心是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其途径是改变传统的部门垄断制,代之以新型的社区事务分类管理制,其较为科学的方式是推进社区事务流程再造。     

特大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以上海市为例

鉴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现有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已经无法因应新时期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宏观背景下,应根据执政党和政府有关加强与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要求与精神,从法律和治理的角度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基于渐进、稳妥的改革思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应确立改革目标,根据问题解决的轻重缓急程度制定近期与长远改革规划方案。改革方案的执行可通过项目化方式及选择部分社区试点的方式予以落实。近期改革规划应包括简化街道办职能、合理划分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法律边界及培育社区非营利组织,远期改革规划则应包括调整社区管理的行政机构设置、修正和完善社区治理的立法体系。     

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整合机制研究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城市社区智慧治理提供了技术基础,也为提升基层治理效率描绘了令人心动的未来图景。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合作整合、能动促进、技术治理三种类型。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主要受治理价值转变和治理效率提升等内部因素,以及政策导向、市场创新、技术改良、群众需求等外部因素驱动。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整合机制包括规则与技术的互嵌意愿、规则与技术的互惠规范、规则与技术的体制融合、规则与技术的治理创新。为此,需要通过技术与规则的理念嵌入、平台融合和能力提升,建构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需求、运作和支撑系统。     

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与治理机制

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必须突破社区管理的部门垄断制,实现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其关键是明确界分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具体路径是重新细分社区公共事务,不同事务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其中社区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社区公共服务主要采取准市场机制,社区自治事务采取自治机制。     

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通过面对面协商,增进共识,消除分歧,合作互动,共同解决社区公共问题的过程,其实质是建立在社区公共利益与社区认同基础上的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社区治理要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性因素就是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参与网络,使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社区服刑人员的科技监管——来自美国的探索

本文以社区矫正中的科技监管研究为突破口,借鉴国外的经验,分析了美国社区矫正工作中普遍应用的性犯罪计算机监控技术、基于GPS和RFID的社区服刑人员电子监控、矫正人员室内定位和追踪技术、司机非法驾驶监控技术和矫正人员酗酒、嗑药的分析技术等,为国内社区矫正的科技监管提供现状分析、方案比较,从而有效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     

业委会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担负着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深化基层社会自治、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就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业主委员会正面临着发展困境,集中表现为业委会与业主及其他治理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业委会作为"代议式"治理机构所存在的内部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多元利益,倡导在公共利益原则主导下多元主体平等、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其理念与制度设计有助于破解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困境,有利于突破社区治理的瓶颈。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出发点,也是综合应急管理能力强化的落脚点,加强城市社区应急能力建设,可以有效消除安全风险,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论文从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展开论述,重点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为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提出建议和意见。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世界经济战略走向

新冠疫情的出现冲击了世界经济,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两个维度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未来走向,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和就业环境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矛盾升级、原有治理体系规则未与时俱进和激进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2)新冠疫情强化了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将是未来治理的重要趋势;(3)新冠疫情可能会使世界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而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高效率的抗疫举措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参与度。     

Resisting the 'Long‐Arm' of the State? Spheres of Capture and Opportunities for Autonomy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orts to promote community empowerment within regeneration management have been persistently critiqued. Particular concern regards the potential capture of civic organizations into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more powerful governance stakeholders, leaving communities marginalized and frustrated. Although such ‘capture’ is a discernible threa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ore nuanced perspective demonstrating the scope for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to dissent from seemingly inexorable regimes of power. The article details a series of tensions that emerged across the evolution of a community‐led regeneration partnership. It then outlines how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hallenge ‘partnership orthodoxies’, seeking autonomy albeit nested within—and relative to—formal bureaucratic and administrative regimes. Community partners can therefore assume a hybridity of capture and autonomy—or a mutuality—that is rarely acknowledged by accounts that critique regeneration governance.     

一个民间社区组织的成长经验及其面临的问题--来自长春市"和心俱乐部"的启示

基于对长春市一个自发社区组织"和心俱乐部"的一手调查资料,从它的生成过程、活动方式以及与外界组织的关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这个自发社区组织的经验及其意义.和心俱乐部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充分发挥了老年群体在社区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群体闲暇时间多,可以开展大量的时间密集型的公益活动;而且以老年群体为纽带,便于把社区变成熟人社会,构建自我照顾的社区支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