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现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之选择，但是财政风险的客现存在又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本认为。尽可能地减少和分散中央的财政风险，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方式。增强其可持续性是必然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自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大力度的减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的、财政直接扩张与间接扩张并用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本轮积极财政在总量型经济指标上表现较为明显,数量分析表明其对经济和投资增长的效果都优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保八"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同时,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此外,还带来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膨胀,尤其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形成的政府债务"信贷化"倾向,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传导、叠加,对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为考察当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状况,本课题组运用随机动态分析框架与财政风险演进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均得出当前财政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结论。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财政可持续性既受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又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加大民生支出压力的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统筹协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以经济的可持续为终极目标,以积极财政政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策略,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主动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由推进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总量调控政策转向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调整政策,利用3～5年的时间灵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努力加大改善民生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财政功能的转变。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统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与监督制度、强化预算管理与监督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兼评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及其冲击

本文提出了评价公共部门可持续性的一般理论框架 ,指出与稳态国债负担率相一致的可持续赤字的时间路径 ,取决于经济增长、出口依存度、出口增长、汇率变动、内外债利率、基础货币、国内外通货膨胀等变量。并按财政风险矩阵估计了我国政府的公共债务 ,测算发现目前公共部门只有很小的赤字扩张空间 ,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债负担率时间路径和财政偿债能力的影响显示 ,财政以后也必须及时调整政策才能恢复可持续性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修改与欧盟财政的可持续性

《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修改增强了其灵活性,有助于欧盟成员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引起了人们对欧盟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的担忧。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别对相关经济因素给定和相关经济因素可变两种条件下欧盟成员国财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经济因素可变条件下的欧盟财政可持续性比相关经济因素给定条件下的欧盟财政可持续性更好,这表明《公约》的修改将有助于增强欧盟财政的可持续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公约》的修改。     

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思考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早已改变了初期“汲水政策”的短期调节性质而呈现出中长期化的趋势,我国的财政政策在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上必须从初期简单的增债扩支上摆脱出来而更多地着眼于与中长期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内容相衔接,并针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制约因素寻找对策,以增强政策的效力和可持续性。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向可持续财政政策转型的构想

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扩大内需上已经有所作为，但由于其负面作用的存在而不具有可持续性。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要求，我们应当适时实施由积极财政政策向可持续财政政策的转变。因此，应当对现行的财政支出政策进行调整，防范直接与间接财政风险的扩大化，完善现行税制，运用财政政策促进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     

货币区成员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指政府能够保证现有的债务水平(即债务-GDP比率)不再上升，而保持相对稳定或下降，那么该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就是可持续的。如果考虑到货币区内成员国债务的可持续性，成员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时将受到很大的限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不能随意运用。     

如何评估我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一、问题的提出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增加政府开支,以刺激经济增长。从1999年底的政策取向来看,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出现了长期化的苗头。发行国债刺激经济,自然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关注。政府在每一次大规模增发国债时,也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仍存在发债空间。不过,驱使笔者关注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主要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布局调整。我们知道,中国国有经济的基本结构是一个由财政、银行、企业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财政和银行都是国家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手段…     

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财政平衡理论是财政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收支矛盾是财政的主要矛盾,财政民歧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其运动轨迹表现为“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收支不是彼此依存、相互统一的,即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不平衡）可以转化为相对的财政收支统一（平衡）。因此,财政收支运动是按照“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转变向前发展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实质上是财政风险的控制问题;“财政平衡”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因此从整体上和中长期战略上看,必须实施平衡的财政政策。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地方财政政策呈现出弱可持续性,各地区财政收支关系的断点位置表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关系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财政收支关系符合"财政同步假说",但不同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我国的30个地区中,有13个地区符合"财政同步假说",10个地区与"税收—支出假说"相符,4个地区支持"支出—税收假说",3个地区"机构分离假说"成立.因此,不同区域政府为了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应针对财政失衡采取差异化策略,以促进财政收支趋于长期均衡.     

平台到底是什么——基于分工与协调视角

以技术管理、战略管理、产业组织和生态系统为代表的研究视角,对平台本质的限制性理解直接导致学术界对平台到底是什么存在异议,将平台本质限制性理解为特定情境的平台功能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突破现有研究视角局限,引入分工与协调视角,对平台本质特征进行阐释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方案。在梳理平台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平台是一个以共享界面和接口为黏合剂的互补性自治主体进行分工与协调的元组织。通过解决平台本质研究中存在的争议与问题,揭示平台到底是什么,进而深化对平台的理解及在现实中的应用。     

价值链视角下应急物资保障管理机制研究

应急物资保障管理是突发公共事件中实施救助处置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直接影响紧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应急成效。然而,应急物资保障管理是一体化、多维度的运行系统,某一环节的缺失或效力不足都会影响到整个体系的运行成效。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结合疫情防控中应急物资保障实践,对应急物资保障管理机制进行深入探究。从决策层、管理层和运行层3个维度建立应急物资保障管理价值链模型,深度剖析我国应急物资管理在协同保障过程中各环节的价值作用。研究发现,外部要素主导指挥的决策驱动系统、辅助要素强力支撑的决策调控系统以及基本要素相互调适的决策核心系统,共同构成完整的应急物资保障管理价值链及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应急物资援助效力、完善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供借鉴。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协同创新知识共享研究

为探究区块链技术对协同创新中知识共享的影响,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协同创新知识共享系统模型,分析区块链技术特性对协同创新知识共享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Steemit区块链网络社区,基于现实数据构建知识共享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运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区块链技术有助于构建全新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通过营造去信任化的知识共享环境、提升协同创新伙伴异质性,推动协同创新知识共享进程,提升知识共享水平与质量。     

新发展格局构建下的高质量发展：社会再生产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进入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是与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为此本文结合马克思需要理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社会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协同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同时，在厘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本质关系基础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提出实践路径。具体而言：应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效率，形成供给新动力；构筑合理的初次分配、公平的再分配，规范分配秩序；畅通供需匹配渠道，提升商业服务质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促进国内市场国际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度融合,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网络镶嵌激励创新驱动的知识与权力效应——来自256家在孵企业的实证

在知识经济与大数据智库联耦时代，我国正经历第四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深挖创新驱动的影响因素与过程效应，是培育打造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的重中之重。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科研团队为研究对象，基于知识螺旋与网络权力视角，针对我国16个省市高新技术制造领域的256家孵化企业开展实地考察和问卷调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网络镶嵌（关系镶嵌与结构镶嵌）—知识螺旋/网络权力—创新驱动的逻辑路径和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网络镶嵌（关系镶嵌与结构镶嵌）显著正向影响创新驱动和知识螺旋；知识螺旋显著正向影响创新驱动，同时在网络镶嵌（关系镶嵌与结构镶嵌）对创新驱动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效应；网络权力正向调节知识螺旋的中介效应。     

世界物种多样性类别自然遗产OUV表征指标的识别研究

识别物种多样性OUV表征指标,对于世界物种多样性类别自然遗产价值的认知、评估与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在对国内外物种多样性评价体系中具有普适性价值指标的初步筛选与分类的基础上,以206项自然遗产与35项混合遗产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表征指标的频次、相关性、回归贡献值与多维聚类度,构建了以稀有性、多样性、代表性和重要性为主的四大类含13项特征的世界自然遗产物种多样性OUV表征指标体系。其中,重点指标4项即濒危物种、物种丰富度、物种特有度和重要物种,一般指标7项即物种相对多度、物种密度、旗舰物种、地方性物种、珍稀物种、红色名录指数和标志物种,参考指标2项即古老孑遗物种和关键物种。该表征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自然遗产价值的认知与保护,特别是物种多样性类别遗产的研究、申报、规划与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共享创新模式:内涵、特征与模型构建

共享创新模式是共享经济下集中群体智慧、共享创新资源的创新模式。该模式具有开放性与民主性、可复制性与海量性、分享与产权多元化、收益与价值多样性、社区与边界模糊性、低风险与高互动性、低成本与高效率性等复杂特征。因其由个人、企业、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等分别构成的创新需求方、供给方、基于互联网的共享平台及第三方参与机构构成,可有效克服传统封闭创新模式下资源约束的弊端,是一种在分享式创新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向、互利的新型开放式创新模式。     

中国城市新兴技术的双元创新路径与发生机制——以生物医药技术为例

以生物医药技术为例，利用专利数据，建立技术共现网络与创新合作网络，分析2000—2018年中国生物医药技术演化特征、双元创新格局及城市间创新联系，利用层次回归模型探究其双元创新发生机制及路径。结果表明，生物医药细分技术间的可达性逐渐提高，2013年以后技术体系化程度显著提高，技术融合呈现出群落特征；城市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存在空间正向关联，但两者具有不同发生机制；城市在创新网络中的中心性地位对知识搜索深度和渐进式创新更重要，而其中介性地位对知识搜索宽度和突破式创新更重要；知识搜索深度更利于渐进式创新，而搜索宽度更利于突破式创新；关系强度在渐进式创新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在突破式创新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不同类型城市在网络位置、知识搜索、关系强度方面表现出不同演化规律，使城市在创新路径上产生分化。     

子公司自主性、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投入

随着子公司发展与角色转变，子公司战略实施与组织结构变化会对组织响应产生影响。以2008—2019年我国A股民营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子公司自主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公司自主性水平提高能够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在子公司自主性与创新投入间起中介作用；随着行业竞争水平提升，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职业背景越丰富，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子公司自主性的作用与边界，证明了子公司拥有自主权的优越性，可为母子公司双向治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为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为民营企业积极创新提供新途径。     

Political Economy of Systemic and Micro-Corrup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pply some of the core general principles of heterodox political economy — especially with a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mphasis — to the topic of corruption as a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phenomenon. I start with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where the known history of corruption processes and concepts are examined. I follow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ruption discourse, starting with the classical scholars of ancient Greece and numerous others, who had a systemic view of the matter. I proceed through the micro-views of Roman law, to Adam Smith and others who took an individualist view of corruption, and onto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orruption discourse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1970s and the 2010s. In the process, I investigate the micro-perspective, but increasingly center on the "modern classical works" on systemic corruption. Then, I present the basics of a moder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rruption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 which defines corruption as the promotion of vested interests against the common good in the form of bribery, fraud, embezzlement, state capture, nepotism, extortion, and others.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is applied to corruption vis-à-vis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groups, and the styles of corruption activated by elites are surveyed as they gain resources, favors, and economic surplus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common people." Finally, I scrutinize the principle of uneven development,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four main stylized facts about corrup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relation to (i) development patterns, (ii) corporate corruption, (iii) key sectors/nations, and (iv) inequality. Throughout the paper, I outline ways to reduce corruption and modify the structure of power to benefit the common good,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functioning of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