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欧数字领域合作态势及对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和欧洲一体化水平持续提高，数字领域已成为中欧政策对话的重点、产业合作的关键纽带和科研交流的前沿窗口。但是，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受产业实力消长、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等因素影响，欧洲不断推进战略自主，构建“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中美欧三足鼎立的国际数字发展格局正在日渐呈现。当前中欧在数字领域的合作正持续深化，新形势下我国亟须调整优化对欧数字合作策略，在管控分歧、管理预期上采取更主动姿态，以扩大开放和优化公平竞争作为突破口，牢牢把握6G等数字技术标准、产业数字化转型、工业数据空间、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等合作方向，积极构建中欧数字合作新框架，力促中欧数字合作走深走实。     

香港金融贸易中心地位会被上海取代吗?

近年来,上海经济的重新崛起和浦东的开放、开发与香港主权回归一起成为最受世人注目的“中国现象”,而随着上海金融贸易中心地位的重建和香港主权回归大陆,香港能否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这一“东方之珠”的美誉,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会不会被迅速崛起的上海所取代,已成为世人议论颇多的话题。     

促进中欧双向投资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欧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随着近年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也正在成为欧盟一些国家的重要投资国。目前,中国与欧盟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欧投资合作,促进双向投资均衡发展,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欧盟的全面战略合作。中欧双向投资发展现状中欧     

抓住香港回归良机 加速南通经济发展

南通与香港地区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南通在港同胞约有六千多人,他们为两地的友好往来牵线搭桥;两地在经贸交往上互相合作,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南通的“三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占40%;南通在香港也设有各种经贸机构和窗口企业;南通港与香港也早已直接通航。现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南通与香港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已有的基础条件,依托香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开展多元化的经贸合作。通过香港这座桥梁,使南通更快地走     

欧债危机下的中欧经贸关系

自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至今尚未见底。欧债危机对欧洲财政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欧洲的当前及未来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中国十分关注欧债危机的发展。欧债危机成为当前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     

珠江三角洲的魄力

在整个80年代，香港一直充当着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窗口和桥梁，而广东则一直扮演着该地区加工和组装厂的角色。随着广东工业能力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一种平等伙伴关系将替代从前的“师徒”关系。随着1997年的日益迫近，广东对香港的重要性无颖与日俱增。对于香港来说，正在演变中的关系既给香港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构成了一定威胁，随着产业向大陆大规模地转移，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们预言，在未来的发展经济中，香港将更多地以金融和服务中心的身份发挥作用。     

全球格局中的中欧关系发展

自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两国在30多年里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颇多成果。当前,中欧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战略伙伴关系亦日臻成熟。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显著发展是近年来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事态之一。作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与欧盟在双边关系领域内构建了一种互利互赢的模式。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综合体,不仅可以为中欧双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红筹股与H股看香港股票市场的“中国因素”

中国企业到海外集资，首先会考虑到香港。因为香港毗邻中国内地，又是亚太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股市在亚太区是比较规范和成熟的。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因素”在香港股市上的反映之一是红筹股的崛起。红筹股是指在香港上市的由中资企业控股的股票。     

“市场势”、消费者主权与企业行为优化

<正>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仍然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它通过“市场势”作用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市场势”是指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主权的制衡。在中国,由于消费者主权劣势,难于有力制衡生产者主权,致使企业行为扭曲。因此,只有通过保护消费者主权,并以“势”来约束企业行为,社会资源才能合理配置。     

澳门和香港差异在哪里

中国人提及澳门,往往与香港相提并论,如“港澳同胞”、“港澳事务”.确实,澳门与香港有不少相似之处.“港”字不难理解,港即港口.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澳”字之本意是“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也是港口的意思.澳门和香港都是中国的港口城市,但澳门有自己极特殊的历史.这极特殊的历史就造就澳门特殊的今天.人所共知,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在内的香港地区)是当年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靠坚船利炮打败了大清帝国,而强占去的;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时比英国人占据香港早了300年,当时葡萄牙虽然已成为西欧最先兴起的海上强国,起初他们也曾想靠枪炮叩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当时还是在大明帝国盛世之时,国力远胜过弹丸小国葡萄牙(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佛郎机),葡萄牙人是靠花言巧语及贿赂地方官员骗占了澳门.英国割     

The cohort effect of political change on language speaking: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language is a symbol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hort effect of Hong Kong's handover on the language spoken in adulthood based on the 2006 and 2011 Hong Kong population censuses. We find that Mandarin is more likely to be used by Hong Kong natives who were exposed to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in 1997 during their school-age years, especially the generation that were exposed during their primary-school years. This cohort insisted on speaking Mandarin, even whe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changed from 2006 to 2011. Our evidence reveals that the political change that occurs during one's school-age years has a long-term impact on an individual's behaviour in adulthood. Further discussion indicates that exposure to political change such as regime transfer during school-age years impacts an individual's national identity.     

Capital Mobility and Investor Confidence: The Case of Hong Kong's Reversion to China's Sovereignty

The paper hypothesizes that capital flows to and from Hong Kong in the years prior to its reversio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were determined in part by the credi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licies towards Hong Ko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several events occurred that caused investors, foreign and domestic, to reexamine and revise their perceptions about concentrating their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These events were the ongo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that resulted in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Resolution and the Basic Law,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and Deng Xaioping's visit to China's southern provinces in 1992. As a result, Hong Kong provides a particularly relevant example of the impact government policies can have on investor confidence and capital mobility.     

剐果（金）案对完善《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启示

《香港基本法》被喻为香港特区的“小宪法”，其制定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源自《中英联合声明》及一系列外交谈判，某些具体领域因求同存异的需要而刻意保持了模糊，以留待时间及后人的智慧去解释。香港回归十多年来，两地法律和学术界围绕基本法解释问题争议不断，有些人甚至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如“洪水猛兽”。本文试图在探寻《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机制的背景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反思有关问题，特别是通过分析刚果（金）案释法这一最新案例的影响及启示，加深对基本法解释领域形势发展的认识，并就今后进一步完善释法工作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港澳台—中国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

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瞩目。作为对外开放的典型标志,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更是突飞猛进,成为世界贸易排名第二、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经济体。中国对外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港澳台地区功不可没,甚至可言,如果没有同文同种的新型工业化经济体港澳台与中国内地的密切经贸往来,中国对外开放将经历较长的探索阶段。港澳台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也是迄今最主要的投资者,是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推动者,也是中国进军国际市场的最重要中介与平台。无论是珠三角经济带还是长三角经济带,港澳台企业都是重要的支柱力量。中国最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是与香港和澳门签署的,今后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港澳台地区将成为核心。     

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与欧洲同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失败和成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迪。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如何解释第一次机会的流失？我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而在中国则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制度化的产权,中国政府总是在干预私营企业。至于第二次错失机会,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     

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为抵制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拒绝邦交正常化但唯利是图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经济交流并厘定日本政府必须停止反华政策等政治原则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民间组织、在野党和重视对华关系政治活动家的推动，更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挫折，中国虚化政治原则而重开中日贸易，并尝试联合日本反抗苏联；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条路线。60年代对日外交的转型发展或可谓应付时局的选择，但偏离中日关系主题，因此衍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     

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有极其复杂的国内因素的原因。同时,它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博弈的结果。乌克兰危机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虽然不如舆论界预期那么大,但它可能会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部署和进度。中国应当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在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坚定既有原则立场,强调尊重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干涉内政,同时也要积极有所作为,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独特的大国作用。     

中国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视角分析

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纺织业已经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区位选择,因为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在对我国纺织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纺织业在区位上应进行如下选择：将东南亚、南亚作为纺织业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大力开拓非洲地区,尤其是北非和西非;重视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投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签订有优惠贸易协议的拉美国家;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投资欧美日发达国家。     

香港区域竞争优劣势评析

文章探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及其构成,讨论香港的产业结构竞争力优势、区域运行机制竞争力优势、区域制度竞争力优势、区域文化竞争力优势及区域生态环境竞争力优势,分析制约香港经济发展的三大＂软肋＂：产业结构转型与相应的资源支撑不足、＂积极不干预主义＂政策尚未寻找到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要求的＂支点＂以及与珠江三角地区资源整合尚存一定的制度障碍,并指出增创香港经济发展新优势必须＂扬长＂与＂避短＂。     

日本汽车“整零”关系模式及其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启示

日本汽车产业不但推动了日本国内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而且在全球汽车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之所以如此,与其先进的"整零"关系模式是分不开的。日本汽车产业"整零"关系是供应商承担"一揽子委托",组织体系呈金字塔式,整车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对下游供应商进行渗透,资产专用性投资程度很高,其效果是:形成规模经济,减少内部成本;达成知识共享,促进产能提高;实现双向提升,增进关系稳固。我国汽车产业"整零"关系具有诸多局限性,应借鉴日本经验,处理好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形成"战略-利益"共同体,使汽车产业的"整零"关系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促进我国整个汽车产业的高速、高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