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碳排放效应分析——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碳排放模型框架内,利用测算的全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通过设定多种模型形式考察了各种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进程直接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产业结构变化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程度较大;同时,FDI环境效应的合力是负面的,贸易并非国际碳污染转移的主要渠道。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动态效应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工具,通过建立FDI与三产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实证模型,动态的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推动我国就业的"非农化",推动了产业升级,但是对第三产业影响力不足.本文最后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了的政策建议.     

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按照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划分为三个组别,采用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差异,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阶段的演进,城市化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小,家庭小型化日趋成为引起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均财富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是存在的,但距到达碳排放拐点分别需要12年、31年和23年。最后,根据不同城市化阶段碳排放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碳减排对策。     

我国工业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以能源强度、能源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以及滞后一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础,利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中国工业39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能源强度为代表的能源技术、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是影响工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建议,以适应中国的节能减排以及低碳经济之路。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     

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区域差异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2015年我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而交通运输业作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每年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值得各地关注。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6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分析各省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0-0.1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交通运输业能耗强度对0.1-0.25分位省份影响最大,货物周转量对0.1-0.25分位省份影响最大;旅客周转量对0.75-0.9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交通线路密度对0.75-0.9分位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影响最大。结果显示不同省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减排过程中,各省需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从而使交通运输业为我国实现碳排放达峰提供更大助力。     

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上海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文章估算了1994-2008年上海市工业分行业能源终端消费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对其演变趋势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方法分别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黑色金属行业作为第一排放大户,其排放走势对工业部门整体排放趋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碳排放规模和强度与劳均产出之间分别呈现出N型和倒N型曲线关系;煤炭消费比重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对其均表现出显著的限制作用,而投资规模对碳排放规模和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碳排放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劳均产出和能源效率是对碳排放产生长期影响最强的两个因素。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计量研究

如何从空间视角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双赢,是建设“美国中国”的重要推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STIRPAT模型,从区域层面构建碳排放驱动因素扩展STIRPAT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间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驱动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碳排放,除能源价格外,其他影响因素均表现出显著性。因此,实现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大技术创新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甄别。     

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省域面板数据探究了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经济城镇化六个指标综合为两个经济城镇化因子,然后,利用所得到的经济城镇化综合因子,根据IPAT模型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来探究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双向的,即经济城镇化因子1降低了碳排放而经济城镇化因子2增加了碳排放,但总体而言,降低作用大于增加作用,即经济城镇化总体上减少了碳排放。     

基于STIRPAT模型的山东省空气污染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STIRPAT模型结合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山东省的三类空气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污染指标随人均GDP增长的变化趋势不同而不同.其中,烟粉尘排放随人均GDP的增长呈倒“U”形趋势,而SO2排放、工业废气排放随人均GDP的增长呈“U”形趋势.此外,SO2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和烟粉尘排放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最后,本文从政府监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自主技术创新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背景下,实证考察自主技术创新对CO2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1995-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产出角度,以专利授权数量衡量自主创新能力,分析不同层次自主创新对CO2减排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全样本来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对减排均有显著影响,但发明专利的减排效果低于其它两种专利;2分阶段来看,1995-2004年,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对减排具有积极影响,而发明专利对减排没有明显作用,而在2005-2012年,发明专利对减排的积极效应则超过其它两种专利;3分区域来看,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在依靠自主创新推行节能减排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房价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基于住房财富效应,构建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住房财富效应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间房价的空间传导、居民的异地消费以及消费的示范效应,使得本地房价变动可能引起周边地区居民消费的连锁反应。其后,本文利用中国278个地级市2000—2018年数据,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不同地区住房财富效应的差异,以及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跨空间影响。结果显示:(1)虽然中国整体上存在住房财富效应,但西部城市财富效应并不显著,并且核心城市还存在负财富效应。(2)不同城市间房价对消费存在跨区影响。东部城市和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消费的正向影响很显著,而边缘城市则对周边城市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不同城市间的消费也具有空间上的示范效应。最后,本文从房价和居民消费空间联动的视角,为政府扩大内需、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浙江省碳排放峰值预测分析北大核心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为探究该目标实现的可达性,以浙江省为例,充分考虑人口、人均GDP、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修正的STIRPAT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该模型精确度良好,R^(2)值达到0.982,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浙江省的碳排放。设定三种情景对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时间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下浙江省均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通过分析模型系数发现人口、能源结构、人均GDP是影响浙江省碳减排的主要因素。     

外资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基于深圳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79—2011年深圳市三次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三次产业总值,构建变系数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深圳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其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对三次产业产值的增长均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即对第一产业产值的影响较小、对第三产业产值的影响最大。     

清洁煤技术推广的经济效应测度——基于中国省区动态面板模型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争消费国.清洁煤技术的推广可有效减少CO2的排放,但需要考察其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宏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该技术的产出和就业效应检验发现:能源的煤炭使用结构和单位GDP的煤炭CO2排放强度与当期产出和就业存在正向效应,与下期产出和就业存在负向效应.相关结论是:不间断连续推进清洁煤技术,可以获得在减少CO2排放的同时,兼顾产出和就业持续增长的效果.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的传导效应 ——基于半参数空间面板VAR模型

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构建半参数空间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SSPVAR）,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导数散点图实证分析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碳排放之间的双向空间传导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传递效应。科技创新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自强化效应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科技创新促进本地和邻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对本地和邻地的科技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时间滞后性的抑制作用。（3）科技创新减少本地二氧化碳排放,但不利于邻地的碳减排;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邻地碳减排,但增加了本地的二氧化碳排放,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碳减排效应比产业结构合理化更显著。（4）环境规制对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碳排放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     

北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KC和STIRPAT模型

利用1981—2010年北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验证了两者间EKC的存在性。运用碳生率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短期静态关系和长期动态关系,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北京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GDP为34423元;研究期间北京碳生产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1%;在1981—2010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北京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指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吻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北京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小。     

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1)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3)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中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模型的研究

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但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现有文献中主要是采用截面数据对各省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而我们采用面板数据从截面个体及时间变动两方面,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及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合理的解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如何带动经济的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