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城市经济“高位增长”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通过利用黑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数据,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1988年之前,黑龙江省资本贡献率和TFP贡献率波动很大;1988年之后趋于平稳,且资本贡献率平稳下滑,而TFP贡献率平稳上升。劳动力要素贡献率一直很平稳,近30年间并未有大的变化,这正说明黑龙江省正在由资本推动型增长方式向技术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分析

利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并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相对于制造业滞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却增长迅速,且东部地区的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指出:Baumol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仅适用于服务业整体,并不适用于具有中间投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     

贵州省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因素研究

旅游业是衡量地区经济的综合性指标.本文引入旅游资源,构建贵州省旅游业TFP模型发现:贵州省旅游业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91,呈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劳动贡献率为141％,资本贡献率为63％,旅游资源贡献率为31％,TFP贡献率为14％,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模式.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人力资源结构、社会资本投入与地区TFP增长率——基于中国2009—2021年省级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支撑,从人力资源结构与社会资本投入两个维度,运用SLM与SEM的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09—2021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人力资源结构、社会资本投入对地区TFP增长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结构、社会资本投入共同对地区TFP增长率产生了协同效应,且地区TFP增长率存在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源结构、社会资本投入分别对地区TFP增长率的影响存在一个适度空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不同地区对人力资源结构、社会资本投入与地区TFP增长率产生了明显的异质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提供了有效的证据。     

基于“索洛余值法”测算湖北TFP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在当前市场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逐渐由资本、劳动等物质要素转向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因素,资本与劳动之外的综合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成为判定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指标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综合要素生产率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湖北省近年来相关经济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计算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基于TFP的实证研究

假设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科学技术水平年均进步率为5.1%;此外,通过计算还得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79%、12.53%和2.27%。资本、劳动及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45%、18.03%和53.5%。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3.5%,超过了资本、劳动两者贡献之和,所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是技术进步。     

TFP增长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基于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

本文利用1990～2011年中国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投入产出数据,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及相关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增长及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1）264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1990～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近些年呈下降趋势,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尤其要提高东部TFP增长水平。东部地区GDP增长率和TFP增长高度正相关（尤其是第三阶段）,说明东部地区提高TFP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有促进作用。（3）提高中、西部固定资本存量水平。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率-9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正相关性．说明中、西部地区仍然可以通过提高固定资本存量的方式提高GDP潜在增长率。（4）提高劳动增长率。全国GDP增长率趋势值与劳动增长率趋势值高度正相关,提高劳动增长率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对1994—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其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各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各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平均规模较大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的增大而减少;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增大而减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银行为主的融资占比结构的逐步下降将更适应于经济增长。     

环境约束下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采用非参数马姆奎斯特(Malmquist)指数估算我国2000～2009年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分析了人均GDP、人口密度、教育水平、城镇化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给定资源投入情况下,东部的生产率增加值大于中部、西部,同时污染排放还小于中部、西部;人均GDP与TFP呈倒U型曲线,即环境要素生产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关系;教育水平与环境要素生产率正相关,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与TFP负相关。     

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分析

利用C-D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技术得出中国旅游产业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利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996—2001年及2001—2006年两段时间区间内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中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Factor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its stag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1952–2005 and 1978–2005 in China. GMM and OLS tests show that the robustness and significance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the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s contributions are much higher than other factors, and 70% of economic growth is boosted by the capital and the labor input. Factor contribution decomposition and TFP growth indicate trade has the most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 space model finds that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inance, trade and institu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periods. Namely, factor contribution do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variation.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西部地区TFP分解研究

利用西部地区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指数法,考察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体上由负值（-0.8%）转为正值（7%）,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8.8%提高到14.3%,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但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增长期,90年代的稳定发展期和2000年以后的下降恢复期.就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说,资本投入的贡献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平均占到46.90%;劳动投入的贡献较为稳定,但水平相对较低,只有17.36%;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维持在35.75%的水平.因此,从整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仍然没有摆脱效率较低的粗放型增长,但其趋势是向着集约型增长发展.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umulating sufficien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sustain their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new evidence on why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region has failed to create decent jobs for decades. The growth accounting exercise reveals that the region suffered from an acu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deficit in the 1990s; it improved remarkably in the 2000s, before deteriorating significantly in the period between 2010 and 2017. Throughout the three subperiods, the region’s growth relied heavily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severe deficit in TFP and the heavy reliance on physical capital for decades impaired the region’s ability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o create decent jobs in the long run. The study recommends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s a critical precondition for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中国地区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及碳排放约束下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估算了电力、热力的CO2折算系数,据此精确测算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部门的CO2排放量,并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计算了考虑和不考虑CO2排放两种情形下各省区的工业TFP。结果显示:考虑CO2排放时中国工业部门的TFP增长率(碳效率)比不考虑CO2排放时高出2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的工业部门在两种情形下均是推动前沿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且在考虑CO2排放情形下表现更为突出;2000年后,中部地区个别省份的工业部门开始进入技术前沿。结论表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虽然中、西部地区工业部门的技术追赶总体上相对缓慢,但近几年个别省份也在加快步伐;2003年后中国全要素CO2排放效率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北卡罗来那大学Chapel Hill分校和中国预防医学会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调查数据，估计出1990年～2000年我国的工资方程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结合该时期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我估算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此外，本文还详细讨论了统计年鉴中产出、资本和劳动数据存在的问题，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详细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了适当的纠正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