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基于公平相容约束的扩展

本文基于公平相容约束扩展了朱宪辰、李玉连(2007)的模型,扩展后的模型更具有现实解释力。集体行动能不能实现,除了要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以外,还必须考虑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公平相容约束。符合组织者的个体理性约束但不符合其公平相容约束的集体行动照样不能实现。而且,搭便车者的破坏性作用是不容小视的。     

总体努力水平约束下的Tullock竞赛与最优约束机制设计:总体约束,个体约束还是无努力水平约束?

竞赛中参赛者往往面临各种参与约束,本文研究总体努力水平约束下的Tullock竞赛以及竞赛组织者如何最大化总努力水平。我们刻画了总体约束下的Tullock竞赛均衡,并将均衡努力水平与无约束及对称个体约束下的结果相比较。为了诱致出最高的总努力水平,最优总体约束水平和对称个体约束水平都应设定在比对奖品估值较高参与者的估值稍微低一点的水平,而最优非对称个体约束则要把估值较高参与者面临的约束设在比其估值稍微低一点的水平。     

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双向委托——代理模型

本文在分析股东保留收益的基础上,扩展了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双向委托-代理模型中的约束条件中除了作为代理人的经理层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之外,还有作为委托人的董事会的参与约束,这增加了委托-代理模型的现实解释力.并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推导出委托-代理模型的最优化一阶条件,得出了与标准委托-代理模型平行而合理的结论.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是经济活动的动力,但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本文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概念的相对性出发,探讨个体、地方政府、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本位利益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离。纯粹的市场效率追求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时如果无法有效约束个体理性的本位利益追求与政绩偏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在“双重失灵”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要在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与集体理性的“共同信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明确政府责任并进行追加性制度投资。     

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

社会科学界对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从而也决定了集体行动;功利主义认为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成员才有集体行动的可能,但个人理性会令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建构主义则认为人们是依据意义的社会建构来采取行动的,但集体行动所需的共同意识、资源、成员都需要组织者积极动员,除了群体的意义建构在影响集体行动,行动者的理性也仍然在考察不断变化的周围世界的基础上参与行动抉择。在借鉴国外最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社会情境,中国学者建立了一个解释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集体行动的本土化模型。     

经济学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分析:批判与反思

当前主流经济理论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其广泛适用的规则和假设,在进行演绎式分析推理过程中,其所使用的抽象效率标准将公平分析几乎完全排除在外,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判断。现实中,社会性个体基于契约理性追求角色意义上的目标及其协调,因此,公共政策首先应考虑的是目标定位与一致认可,这必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并全面考虑人类行为的伦理、经济和法律方面,这是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必然产物和要求。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引导下的集体行动是对个体角色目标的协调一致的表现和结果,因此公共政策只有能够满足诸多个体实现不同的个人目标,才有被认可并得到执行的可能。由此可见,公共政策首先应当有其价值判断,该价值判断建立在共识判断的基础之上。     

关于信任的博弈分析——基于个体的自利理性和社会理性

信任的根本在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信任是个体弥补自己理性不足的一种策略.所以,信任分析无法在个体的自利理性下完成,需要扩展个体理性的范畴.将个体理性扩展为自利理性和社会理性,利用理性的这种二元特性,重新解释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博弈模型--蜈蚣博弈和信任博弈.这不但对信任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而且还解决了博弈分析的困境.这说明,对个体理性的扩展是合适的,个体的社会理性是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量预测研究

综合考虑建设用地需求的驱动因素、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驱动力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模型，预测未来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同时，引入供地约束系数对其进行修正。运用此模型验证徐州市过往年份的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具有较高的精庹，并用其预测了未来建设用地需求总量。     

论预算博弈与预算约束

本文通过介绍美国著名学者Aaron Wildavsky有关预算政治的理论，探讨公共预算的动态过程，分析其由目标各异的多种角色参与的特殊性。预算编制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代表各方利益的参与者为取得支出优先权展开竞争，因而预算政治过程体现着作为纳税人的公民与政府决策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为建立一种合乎民意、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公共预算制度，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预算约束机制，包括资源的约束、法律约束、成本绩效约束和公众舆论约束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搭便车”行为探究——基于集体行动逻辑视角

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搭便车"行为实际体现的是社员与合作社的矛盾、"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为了对社员"搭便车"行为进行更一般的解释,引入了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博弈模型,最后基于集体行动逻辑视角提出"搭便车"行为的解决途径来更好地实现集体行动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制度不完善环境下的垄断行业扩展机制

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不完善环境下中国垄断行业的扩展机制。通过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如何赋予规制者合理的目标和激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增长型规制者可以有效地规避制度环境不完善带来的信息不完全和棘轮效应,从而带来垄断行业的持续扩展。但同时,增长型规制者又是社会不公平等诸多问题的制度根源。经典规制者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但是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较为严格,在制度环境约束下,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而直接引入独立规制者,很可能会陷入既损害效率又得不到公平的尴尬境地。     

基于激励相容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以分权化为导向的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利益苏醒,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地位.尤其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下,基于多重激励约束因素,地方政府非规范性竞争行为愈加明显,对这种非规范性行为的引导与约束也成为当前的难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非规范性行为必然引起成员或整体的效率损失.本文从激励相容理论出发,分析地方政府实现自我成员目标与实现整体制度目标的不同激励与约束条件,以探究地方政府实现激励相容,即制度成员效益最大化的路径.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     

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博弈策略分析

在现实市场价格曲线的随机波动过程中，市场或博弈“对方”并不知道每个参与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接受水平，孕利目标，持有证券的时间长短，在市场中存在着或大或小处于一定程度和水平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此外，市场必须同时面对许多市场参与者，使得市场必须在不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其博弈策略，从个体的参与者来看，市场在各个时间上不断地变化着策略，作为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在进行参与过程中必须进行博弈策略分析。文中提出了证券市场博弈的基本概念，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与风险接受水平间的互动性和证券市场博弈理论模型；研究文中提出了证券市场搏弈行为和均衡区域；对证券公司博弈模型进行实证公司，刻划出证券公司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下的市场行为；给出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证券公司参与市场博弈的约束区域及证券公司发展制度安排方向和发展轨迹。     

中小企业集群信用危机的根源分析及对策

1、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二元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忽略了什么——一个基于资源占有非均衡的分析

除了传统意义的二元结构,在垄断行业与市场竞争行业、计划经济改制的国有企业与完全市场竞争企业及由教育资源分享不公引起的劳动力异质问题上,均有以隐性形式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二元性外延的拓展根源于经济活动中公有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并且一经占有,个体理性的本位效率偏好与集体行动的公平目标必然出现一定的背离.二元性的存在不仅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且使效率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     

信贷风险、资本金约束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向Bemanke-Blinder的CC-LM模型植入信贷风险与资本金约束,基于扩展的一般均衡框架探讨了信贷风险评估与资本金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机理.分析表明,信贷风险与资本充足率构成了对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双重约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还受制于商业银行对此双重约束的因应.以扩展的CC-LM模型为基准,文章从信贷风险和资本金约束的角度,解释了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中尤其是两轮金融危机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差异.     

中国股票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探讨——基于信息不对称下市场参与者整体福利和交易成本的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参考并扩展了Copeland—Galai模型和Glosten—Milgrom模型,建立了市场参与者福利模型,讨论了做市商存在的证券市场和做市商不存在的证券市场中交易者的福利变化,得出社会总福利与证券真实价值无关,只与交易者对证券的私人价值和交易成本有关,交易者根据预期收益最大化原则并不能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在知情交易者控制价格的竞价市场中不知情交易者的福利劣于做市商存在的市场等结论。建议我国证券市场可以适当地引入做市商制度以益于保护不知情交易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环境,提高交易所的竞争力。     

转轨经济中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基于理性政府汲税约束视角

有关行业性行政垄断制度根源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利益集团理论框架内,忽视了对政府本质和行为的深层次分析。本文提出理性政府假设,并基于理性政府的汲税约束视角,构建政府税收约束函数和政府效用函数的相应模型,对行政垄断的制度根源进行新的探讨。研究表明,理性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经济和行政两种汲税手段可相机抉择使用;政府税收的最优点会偏离经济效率的最优点,政府通过突破税收约束的途径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会导致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既定税收水平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制度组合,使政府税收最大化点向经济效率最大化点移动,是政府效用提高的另一途径,该途径的实现依赖于政府转型——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     

买方市场条件下的供给与需求约束

我国进入买方市场以后,经济的增长和运行受到来自供给与需求二个方面的约束而能否有铲地启动消费,扩展需求空间,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的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比较复杂,即有供给结构方面的背景,也有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要从实际出发,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需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