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转移趋势及其结构优化之策

本文通过研究上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及新世纪的产业转移趋势，从政策上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加以引导，以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向分析

本文首先通过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理论分析,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原因;再分析日本对华投资在中日两国中的重要性以及在中国的产业分布特点,从而探明日本近两年来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美日对华直接投资的比较与启示

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美国和日本作为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一直与中国的经贸合作非常密切.两国在对华投资的规模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区域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的角度

外商直接投资是集资本、知识、管理于一体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是主要的知识和技术转移载体,它可以推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及其影响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概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历史,并利用相关数据结合实证分析,揭示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其产业结构、区位结构、战略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基于我国的各种相关因素与FDI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分析

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双重影响。文章基于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转型,从宏观角度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传导机制,同时在微观层面透视跨国公司市场行为和地方政府引资行为的机理,由此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赢战略。     

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检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收日本直接投资的历史检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可以发现,21世纪前生产要素导向型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华投资中占主导地位,从而印证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21世纪以来,发展迅速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却超出了这一理论的解释范围。这与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际投资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需要适应国际投资的新形势而不断发展完善。     

论近十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由来已久,虽然日本对华投资金额、项目数时高时低,但在对华投资国别（地区）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主要从日本对华投资现状、日本对华投资新特点及趋势以及日企在华投资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清楚、客观地分析了近十年日本对华投资的情况,提出要以“平常心”客观看待日本对华投资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中国现状出发,提出相关对策,为更好地促进日本在华投资升级发挥作用。     

中日输入输出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分析——基于结构变化视角

以日本为中国双边贸易的对象国,运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对华输入与日本的GDP、实际汇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关系以及日本对华输出与我国的GDP、实际汇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关系。结果表明,以上两模型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CPI对中日贸易影响很大,但名义汇率并不是中日之间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明显。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和日本对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并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对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产生不同的影响,且累计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中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时代的结论。     

日对华投资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利用规模进一步增加,截至2013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1872.1亿美元,涉及行业广泛,主要集中于工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和社会服务业。本文之所以选择日本对华投资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日本是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资本输出程度很高,而且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中日本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1至11月,日本实际对华投资金额达40.8亿美元,位居对华投资的国家或地区第四位,远超美国对华投资24.6亿美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日本对华投资的社会福利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审视对外开放的成果并及时调整引资策略。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采用格鲁贝尔-洛伊德指数评估了1997～2008年中国与日本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现中日间总体农产品、各大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很低。就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来说,中日市场规模和中日人均收入差距对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影响不显著,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主要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市场导向型投资,所以阻碍了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     

韩国对华投资:发展状况与作用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和重要的贸易伙伴,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韩国对华投资迅速增长,2004年韩国在华投资额达到44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直接投资对象国;2004年韩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近25亿美元,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4.9%,排在香港、维尔京群岛后,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外国资本来源地.截止2004年底,韩国对华累计投资额达到260亿美元,占中国境内外商投资总额的12.19%.长期以来,韩国在华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行业以消费型传统制造业为主、地域分布以东北和环渤海地区为主;近期韩国投资行业和地域发生巨大变化,投资主体中大中型企业明显活跃、投资行业发展对电子、汽车等行业、投资地域沿东部沿海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韩国在华投资迅猛增加及其新趋势,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相关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尤其是促进大西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振兴东北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企业内产业调整及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企业内产业调整及对外直接投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刘杰日本是一个极具产业活力的国家。８０年代以来，其国际竞争力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在逐步开放的经济体制下，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企业积极自主的产业调整，以至于日本学者原正行认为＂今后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     

对华投资降低日本就业了吗?——实证与理论再分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日本向中国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日本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区位分布不均的特点,日本向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文章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日本对华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地区经济开放度、工资水平、教育水平和政策因素是影响日本对华产业转移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并鉴于此,对中西部地区吸引日本产业转移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因浅析

战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也较为曲折,但增长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日本在进入90年代以来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不断减少的同时,反而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使中国成为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和长期内均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美资企业仍然具备很强的投资动机,中国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将不断提高。因此,中国稳步扩大引进美国直接投资必须同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要优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结构,引导其向知识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     

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特徵

本文围绕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产业结构变动展开,重点放在1992—2007年期间。首先回顾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建设申的作用,并验证了国际投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接着系统分析了在外资产业结构和地区产业分布非均衡发展的情况下,分别分析了外资在第一、二、三产业的特点和变动趋势、产业内部特徵,外资产业变动与中国三次产业变动的关联性。最後分析了物资进入中国的地区分布差异,外商投资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徵,以及外资产业与中国产业结构在不同地区变动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     

吸引日本对华新一轮投资时应注意的问题

新世纪初,日本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制造业的生产据点向中国大量转移,且制造业的移师带动日本的其他边际产业依次向中国转移。此轮日本对华投资虽然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比率有所扩大,但是,从根本上讲此轮日本对华投资仍然摆脱不了“边际产业”依次向中国转移的“嫌疑”,那么作为引资的中国为了更合理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放大外资     

劳动力输出与资本输出:单边到双边的转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视角

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以下四大转变:一是"单极集中"转向"多极分散";二是贸易型转向市场型;三是低加工型转向高研发型;四是"产业空洞化"转向"制造回流"。加之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此相伴生日本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可以期待的松动与一定程度的放开,中日两国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