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人口红利与产业转型研究

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的境地,迫切需要通过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和产业转型升级来获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具有较多的第一次人口红利,这为承接东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条件.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口红利潜力形成的人口红利效应,将为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以及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条件,而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潜力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宏观对策研究,有助于发挥西部的要素资源潜力,带来区域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从"人口红利"理论预期出发,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区分了"抚养比"和"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抚养负担"等概念,提出了"谁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指出在解决"三不占优势群体"就业方面国家的责任,否定了单纯为应对老龄化而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给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5个考虑因素。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我国人口红利枯竭及应对措施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近几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生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导致的人口红利枯竭危机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本文从抚养比、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人口红利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对我国人口红利枯竭的对策建议。     

不要用人口红利误导我国人口政策

"人口红利"是从"人口机遇"延伸而来的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归因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橄榄型变带来经济加快增长的一种人口与经济的正面关系.最近,不仅世行的《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0年左右消失.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谈甘肃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甘肃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要紧随国家步伐,牢牢抓住这一利好形势,发扬工匠精神,发展甘肃特色产业,实现甘肃经济腾飞,让每一名群众享受改革的红利.西部地区较我国东部地区发展较缓慢.如何在"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中迎头赶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以甘肃省农业发展现状为基础,对甘肃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态势及人口发展政策调整

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人口数量、结构、质量等人口发展态势进行科学评估,深刻剖析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西部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进行系统研究对于科学有序地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西部地区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但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等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后果需要冷静面对,需要从发展战略、政策调整、体制创新等方面围绕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人力资源开发体制、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进行探索和研究。     

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

由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利用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由此形成了有关人口红利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西部人口、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

人口、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一直是国内外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西部地区正在日渐突出,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隐患,如何协调西部人口、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西部地区迫在眉睫的问题。文章即立足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现状,对西部人口、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根据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协调西部地区人口、环境、经济的对策,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从“刘易斯拐点”看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蔓延。"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引起广泛热议和政策关注。虽然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仍存在争论,但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应对拐点到来。文章以贵州省为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红利释放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多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比对的基础上,文章推断了贵州省"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时间,并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劳动力红利现状。最后对欠发达地区如何顺利跨越拐点、打造"双型"劳动力红利提出了政策建议。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推动科技创新赢得“人才红利”

正8月21日,李克强总理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要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向依靠"人才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变。10月11日,他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主旨演讲中又提出:把我们的"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更好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纵观我国的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在当前工业企业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