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中国286个地级城市2003——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的集聚指标,对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集聚促进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特别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7万元之后,进一步的集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研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移动电话普及率提高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削弱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先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环境质量又会逐渐改善。文章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GDP拟合方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响,而工业发展对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在诠释Martin和Ottaviano的“增长与集聚”关系模型基础之上，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产业集聚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区域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强化了产业集聚，二者进入循环累积因果过程。最后建立了我国各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度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验证了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     

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要素与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区域产生的根本原因,聚集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集聚的生产率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面板数据,通过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了集聚的生产率效应。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资本密集度、研发、管理水平、所有制类型以及出口等因素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在控制前一期生产率水平后,就业规模更大的城市中的企业当期的生产率水平更高,说明在集聚地区存在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学习效应",在中国城市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此外,城市非农就业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采用2001-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一个地区的就业密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都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但在忽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集聚经济的估计值明显偏高了。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建立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模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的联系强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以及凝聚子群。结果显示: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密度处于中高水平,城市群已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网络,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城市群基本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驱动周边城市网络化协同发展的格局,但城市群内的枢纽型城市较少;集群内存在明显的小团体现象,凝聚子群间经济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     

论城市群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与环渤海城市群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对一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产业配置功能以及空间布局等是影响城市群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国内外一些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群关乎一国经济的发展。而如何发展环渤海城市群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产业经济视角的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

城市群内功能分工正逐渐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产业经济角度梳理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改进城市功能分工的测度方式,并依此对当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的效果进行判断。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总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无论和哪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各类型制造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产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综合城市功能分工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城市功能分工效果的发挥对各条件的依赖程度也有区别。因此,应按各类城市的特点促进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生产率发展。     

国家级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及演化趋向——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哈长城市群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城市密集发育区,是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运用引力模型测算黑龙江、吉林两省地级市(州)的经济联系强度、空间隶属度和腹地关系,并结合要素实际流动量分析其空间演化趋向。研究发现:哈长城市群以哈尔滨、长春和吉林为中心,群内其他城市作为紧密联系层,沿交通干线呈"井"字形分布;中心城市具有枢纽功能;群内城市间、省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隶属度高,处于彼此的紧密腹地和次紧密腹地;省际城市间联系偏弱。最后提出未来加强哈长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融合,提高群内外城市间的联系合作,推动区域整体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建议。     

城市群要素集聚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增益效应——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借鉴控制系统方法,阐释了城市群要素集聚合理化发展的一般过程,在此框架下提出了通过观测要素集聚程度对经济效率增益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来判断要素集聚合理性的理论构想。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2005—2014年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经济效率变动情况,并以此经济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哈长城市群的不同要素集聚程度为解释变量,利用状态空间模型估算了2005—2014年哈长城市群的不同要素集聚程度对其所在区域经济效率提高的增益作用的变化。实证结果充分证实了理论构想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     

集聚密度、集聚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最优集聚密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集聚密度与集聚规模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相互关联却有差别的变量,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集聚模型,证明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与城市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作用并非同步变化。城市具有倒U型的规模—效率曲线和先正U型变化再倒U型变化的密度—效率曲线,同时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估计显示,当前中国所有地级城市的实际密度均远高于预期的密度—效率曲线的正U型阶段门槛密度,因此集聚密度对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关系,倒U型的顶点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加而上升。由于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的最优值不同步,因此在推动人口和产业集聚过程中,需分类调整其在城市内部的布局。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本文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能够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解决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主要发现有: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主要表现出集聚效应),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整体集聚度的影响类似。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以及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在加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或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集聚度的交叉项,采用ivTobit或Fractional Response模型,以及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要继续增加集聚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防止集聚度过大带来的负向效应。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定量测度

依据城市群理论,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弱是决定城市能否连接为一体、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以2017年数据为背景,在综合利用城市职能强度模型、修正的空间引力模型和城市流模型的基础上,对京津冀城市群内部的空间联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的"空吸"效应严重,资源要素向两市集聚,占据城市群绝对的核心位置;京津两市空间引力作用最大,远超群内其余城市,说明经济基础和空间距离是制约城市间联系紧密的关键要素;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外向型服务业发展良好,但是主要依赖传统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发展较弱;次级城市相对缺乏,整个京津冀城市群尚未形成良好的阶梯结构。最后,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基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行业和地区异质性视角入手,基于2003-2012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取决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跨越了门槛的城市可以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大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及更好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匹配中提高效率,城市经济总量越大,集聚效益越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总体上并不显著,随经济体量的扩大呈现倒U形变化.此结果意味着不同等级的城市适合发展不同层次的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需要鼓励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经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城市经济功能变迁中的城市交通和城市环境

农业社会的城市、产业社会的城市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世界城市,城市功能也由最初的剩余管理、生产转变为生产者服务,生产的国际化和信息化使世界城市的空间和阶层出现分极化,而目前许多城市的交通、城市环境不能满足世界城市功能的发挥,追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