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公选“陕西样本”

全国遍撒英雄帖 2008年12月20日,一直处于暖冬的陕西大幅降温,但是在省委大院内,黄海清等10名即将赴任的市长助理却丝毫感不到寒意,这一天,这些准市长助理们要接受省委书记的亲自训诫.     

陈仓选任干部推行“三推一考察”

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和渠道，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近年来，我们陈仓区针对以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选人视野不够开阔、干部晋升机遇不均、群众参与面较窄、部分人才被埋没等问题，积极探索和创新干部初始提名方式、推荐考察方法和新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从2005年8月以来，采用“三推一考察”的办法，先后7次在教育、     

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这次《选举法》修改的一大重点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     

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治”——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再探讨

现行农村基层"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已经不可持续.在中央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新政策的形势下,应当考虑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在乡镇实行基层地方自治即社区自治,建立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基层自治政府,这种"县政、乡治、村派"的治理结构,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让孩子“上个好高中”不再是问题

“上个好高中,比考大学还难”已成为牵动千家万户的热门话题。 张克俭先生原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他的这篇文章,虽是就陕西省情而言,但其新颖的思路及对策,相信对其他省区也有借鉴意义。     

沈阳：重大行政决策要过“合法关”

该市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政策决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减少决策的失误率。     

对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制度实施监控的思考

集团公司出台《关于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即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简称“三重一大”），这一部署对于国有企业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减少企业经营决策的失误，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在国有企业发挥“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作用，对企业实施有效的制约监控呢？     

秦皇岛市把“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标准设定为“三地一台”

“想不到在中国北方有这么好的能体现廉价政府、服务高地的政务超市。”这是百名海外学子走访秦皇岛市“行政服务中心”之后的赞叹。     

国有企业贯彻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简称“三重一大”）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党中央这一决定。     

“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制度全创新

“一户一策一干部”模式,发源于浙江泰顺县泗溪镇。即把全镇人均纯收入低于 1500元、且有劳动能力与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列为帮扶对象,以户为单位,建档立卡, 并选准一个帮扶项目,落实一名帮扶联系干部,提供一笔扶持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此后,泰顺县委、县政府不断总结提高,提出“强化培养扶贫诚信     

干部制度改革渐涉“深水”

近日，延安、宝鸡等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的举措，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位乡镇干部对《当代陕西》说：“公选是最公平、公正的选人方式，由‘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是选人方式的突破，也为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舞台。”党建专家认为：“公开选拔具有‘标本’意义，人们还存有疑惑。要从根本匕遏匍隧人用人腐败现象，必须在制度创新中寻求突破。”     

县权公开的“睢宁样本”

睢宁的做法就是公开加监督。实实在在的公开加上行之有效的监督,就是民主7月29日上午,偌大的睢宁剧场座无虚席。江苏省睢宁县委一述双评三监督半年直评会、县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工作会正在直播中。一头银发的魏维正走向发言席,作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推进八大领域改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近日表示，“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要推进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环境价格、社会体制、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发展体制八大领域改革。     

“三张清单一张网”开启审改“治权”新时代

＂三张清单一张网＂,是以行政权力的清理规范为抓手,以信息化和标准化为手段,通过建立行政权力事项库和政务服务网两个主要的管理应用平台及一系列配套制度,实现对行政权力的＂设权＂＂、配权＂＂、晒权＂＂、行权＂＂、监权＂     

行政审批改革：突破之后的尴尬——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阻力及其对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其阻力也主要来自政府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