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防卫权的适用条件分析

1997年刑法规定了特殊防卫权,对于特殊防卫权的理解和把握,重点是看它的适用条件,本文从起因、时间、主观、对象、限度等条件分析特殊防卫权,以期更好地将它与一般正当防卫以及防卫过当作出区分,以更准确地在司法实践中加以适用。     

论特殊防卫权──对刑法第20条第3款的几点认识

如何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均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该款是刑法赋予公民的特殊防卫权,并对其称谓问题、立法背景和意义、适用条件进行论述,最后在该条款的完善方面提出建议。     

浅谈特殊防卫权

特殊防卫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威慑犯罪分子,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同不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特殊防卫权的特征、理解与适用、价值评价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提出了笔者本人对该法条的独到见解。     

论偶然防卫的可罚性

偶然防卫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的侵害他人,但客观上却达到了正当防卫效果的行为。看似正当防卫,但它实际上是缺少刑法上的结果要件的行为,故意的偶然防卫成立未遂的故意犯罪,过失的偶然防卫不成立犯罪。     

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权

特殊防卫权的设定有利于公民同严重的暴力犯罪分子作斗争,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但对其性质的界定理论界却一直有争论。本文先是从立法背景及其原意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究,之后再从适用对象、适用时间、举证责任等方面分析了特殊防卫权的适用条件。     

为特殊防卫立法的辩护

1997年新刑法第20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此规定一出,立即在刑法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赞同者不少,批评者亦多,而本文试图针对批评者的意见为该款规定辩护。     

论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同一关系

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之关系,是正当防卫教义学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此,有区分论和同一论两种见解。区分论难以成立,“立法修订情况不同”“刑法和民法的属性差异”“刑民正当防卫的任务有别”皆非区分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的理由。与此不同,同一论既和法秩序统一原则和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相适契,又具有明晰正当防卫图像、便利正当防卫行使的刑事政策效果,是刑民正当防卫关系的妥当解。《刑法》第20条和《民法典》第181条关于防卫限度的不同规定并非反对同一论的理由：“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和“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所确立的防卫限度是相同的,皆为“超过必要限度”,两条款的不同点,即“明显”和“重大”,则是由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差别所致。总之,刑事正当防卫和民事正当防卫是同一关系,两者的法理基础和构成要件皆相同。     

浅议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刑法当中,正当防卫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正当行为。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制度,把握好防卫的尺度,对公民的权益的维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浅析刑法中正当防卫的条件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于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防卫： 以刑民比较为视角的规范诠释

刑法和民法之间存在前置法与后置法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法律制度之间则还具有一定的衔接关系,正当防卫制度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不仅在刑法中存在正当防卫,而且在民法中也存在正当防卫。这两种正当防卫制度无论是在构成条件上还是在法律后果上都存在一定的区分,同时又具有衔接关系。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做的反击,具有保障防卫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性质。由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一种不负刑事责任的违法阻却事由,因而在犯罪论体系中对它予以讨论。民法中的正当防卫是对民事不法行为所进行的反击,具有保护防卫人的民事权利的性质,是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事由。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上述性质区分决定了两者在成立条件上的差异,对此应当严格加以把握。     

从“邓玉娇案”浅析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是指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20条没有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作出界定,造成在法学界对如何界定防卫过当提出了许多观点,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和共识。湖北"邓玉娇"案件的发生,再一次使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诠释。进一步明确防卫过当的标准和尺度,对于鼓励公民,勇于同不法侵害者作斗争,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一则案例谈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区别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划分罪与非罪的基本标准。但是,有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具有社会危害性,具备了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条件,而实际上该行为由于存在特殊条件,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确是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有益的行为。这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也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即是刑法理论上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属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文将从一则案例出发,来分析两种行为的差异。     

试论职务行为相对人的正当防卫权——关于能否对违法职务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辨析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水平的不断提高,认为职务行为相对人对于任何职务行为一概不享有正当防卫权的观点已经不利于职务行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通过解读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提出赋予职务行为相对人以合法的正当防卫权,从而完善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和保障职务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浅论正当防卫权的司法保障

正当防卫制度是各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减轻和避免不法行为对合法权益的损害,提高公民同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给正当防卫权利提供充分的司法保障,从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行使受到严格的限制。本文针对正当防卫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浅析其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真正使公民正当防卫权利在司法上得到切实的保障。     

密闭空间防卫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

密闭空间防卫案件指案发时没有第三人在场、无监控视频且被害人死亡的典型疑难防卫案件。因密闭空间防卫与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现场具有外观相似性,直接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故密闭空间防卫事实往往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官裁判概括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无法满足公正分配证明责任的价值追求,亦不能实现发现案件真实的诉讼目的。以“危险领域说”为参照,密闭空间防卫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应以被告人更具证明可能性与防止滥用防卫权为依据,由被告人以叙事方式积极证明正当防卫并承担败诉风险,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同时承担动摇心证的行为责任。法官证明评价需重点审查叙事融贯性,兼顾证据充分性要求,在满足要件事实均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或然性推理排除合理怀疑。     

犯罪的着手问题探究

“着手”一词由贝卡利亚在其名作《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明确提出,并把它与犯罪未遂相联系。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首次把“着手”一词法定化,后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予以继用。此后,大陆法系各国的刑法典,在规定犯罪未遂时,也都采用了与《法国刑法典》相同或相近的表述,把着手实行犯罪规定为未遂犯必不可少的特征。我国刑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犯罪的着手作为未遂犯的特征,它不仅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标志,还对衡量正当防卫是否“适时”的判断有重要意义。因此,从理论上对犯罪着手进行界定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刑法理论的自救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率也在不断地攀高.犯罪的升高比例远远高于国家司法机关力量增加的比例,所以很多情况下,寻求公力救济并不是一种方便而快捷的途径,特别是在侵害程度并不是十分严重,社会危害程度偏轻的情况下,寻求公力救济并不能或不一定能保护被侵害人权益,被侵害人又有自我保护权益的能力和机会的情况下,被侵害人往往会采取自救的方式维护其自身的权益.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尚未将"自救行为"作为正当化行为之一,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一并予以规定,而且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也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在不违反公共道德的限度内,应该承认行为人自己恢复权益的行为是正当的.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一样应当被我国刑法理论吸收,在刑法法典中予以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自救行为又有不同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之处,因为其是发生在不法侵害实施终了之后,且是依靠受侵害人本身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其的发生很有可能会超出受侵害人本身所受侵害的范围和程度,容易造成其它新的权益侵害,所以应当对自救行为规定较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更为严格的条件,且应当严格规定自救行为的适用范围.本文就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异同进行比较,并对自救行为的限制进行了探讨.     

论正当行为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

各国刑法都有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制度的规定,但对此类行为的定义、内涵没有达成普遍一致的看法。本文欲从对该类行为概念的界定出发,对其在我国现有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的缺陷,以及学者对现有理论的各种创新性观点进行讨论。     

论大陆和台湾正当防卫的异同

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之不法侵害,而出于防卫国家或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而采取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此,海峡两岸刑法中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也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兼与黎宏教授商榷

《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发表了黎宏教授的《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也存有疑惑,特提出与黎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