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本文从农地非农化的动因及配置效率、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土地管理制度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农地非农化和农地保护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评述，认为现有研究在农地非农化和农地保护问题上缺乏发展的观点和全局的视角，这样可能会带来“顾此失彼”的后果。本文认为需要从经济发展、利益结构调整、土地利用效率提高以及土地的多功能用途等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利用正面临着诸多困境,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基本国情与城镇化土地扩张的矛盾、土地利用各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及现行土地制度的内在缺陷是困境与负面影响的生成因素。化解困境的路径选择需要进行全面统筹,即明确我国要走紧凑城市化道路,要协调好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消除城乡二元壁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则是其制度性保障。     

我国农地产权变更与农业转型

一、农业土地产权变更与农业转型的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经济型，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化农业，是和农业土地产权变更密不可分的。农业土地产权，是指以农业土地为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称。具体包括农业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和处置权等，农业土地产权属于共有产权，而非私有产权。农地产权和其他产权一样由权能和利益两部分组成，农地的权能就是农地产权主体对农地的各项权利或职能。农地产权的利益就是农地给其产权主体带来的益处或效用。农地产权具有普遍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农业土地…     

浙江省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困境、成因与对策分析

建设占用耕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后备土地资源的匮乏导致了浙江耕地特别是新增耕地质量的下降,补充耕地的"上山下海"加大了生态退化的压力,浙江的土地利用体制客观上加速了农地非农化的进程,建设用地保障矛盾突出,违法用地现象增加。需要从改革土地利用体制、增加市场调节机制、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等入手,提高土地集约使用程度,以解决浙江土地持续利用面临的困境。     

我国农民增收乏力的地权约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其制度困境主要为农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残缺，推动地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思路主要有实行农地产权制度多元化，促进农地产权主体明晰化。同时，赋予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明确农地使用权的内容等。     

社会公平视角下农地入市探索——以深圳实践为例

农地入市是中国城乡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收益分配机制又是农地入市的焦点。深圳的农地入市实践具有典型性,城市更新模式和土地整备利益统筹（整村统筹）模式作为两种农地入市模式,分别体现了“个体利益优先”和“公共利益优先”两种利益分配思路。然而,两种模式在实践中分别会引致“市场失灵”风险和“低效治理”困境。以社会公平为视角,从初始分配公正和结果公正的角度剖析农地入市对发展包容性的影响,可以看到农地入市应该坚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原则,通过“指标统筹调控”,建立农地入市的区域协调机制;坚持公共利益导向,衔接征地制度的收益分配标准,以更好盘活集体建设用地。     

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特征

中国特有的农地制度是一种“共有私用”的公共产权制度。目前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结构是被分割的。农地产权的每个方面（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存在农民以外的其它利益主体。这种特性体现在农地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土地再分配制度的形成实质上是上述产权框架下的一种有限理性的选择。另外，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充分、对农地制度绩效的合理评价问题、农户的投入行为等等，都与上述制度框架有直接的关联。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及其法律保障

合理的土地经营，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要求。在某些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初的土地问题法律中，土地所有权曾县有绝对的性质，原则上不受国家的任何调整，土地所有者有权按自己的意愿以任何方式使用土地，而无需考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营建高效率的先进农场，也可营造低效率的落后农场，有权把土地出租给任何人，土地所有者在依法买卖，赠予土地和按继序转移土地时，可以无限制地分割土地，这种绝对性的土地所有权有碍土地的合理利用，资产阶段国家便不断地修订法律以限制私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绝对性质。现在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地的继承，买卖，赠予已不允许分割，农地的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要求，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地使用法律，除了农地使用，国家区域规划，自然保护等等一般法律规定外，关于各类农地的专门用途和使用办法的大量较为具体的办法，包含在各部门立法中，在那些部门立法中，对农地使用人，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要求，不仅要求获得农地使用权的人具备使用农地所必须的法律知识，而且要求自然人必须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或具有多年的农业工作经验，执行规定的农地使用者可得到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如果违反规定则会受到制裁－－从取消优惠政策到取消农地使用权，直到把农地交给另一个使用者，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借鉴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土地使用者提出不同的要求，用法律的形式界定土地使用权的属性，从法律和政策上促进土地的合理使用。     

关于我国土地管理现状分析

土地管理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土地及土地利用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地、地与地之间的关系。土地管理的任务是为维护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关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监督土地利用。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以行政、经济、法律、技术为主，土地管理主要起着对土地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作用。另外土地管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比较优势理论与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文章应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城市圈土地资源配置问题。理论分析表明,按照区域间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配置土地资源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总福利水平。文章以武汉城市圈为例,研究了不同城市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武汉市、黄石市在非农建设用地利用上具有比较优势,黄冈市、成宁市农地利用上具有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分配非农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将是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     

农地产权虚置难解决的障碍分析与政策路径选择

农地产权虚置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它表现在城乡地权主体二元分隔转化导致农民地权利益宏观面虚化,集体地权主体多元难确造成农民土地利益横向面分割,地权边界模糊与被规模化股份虚设导致农民地权利益流失.农地产权虚置产生缘由纠结而又复杂,解决农地产权虚置面临着农地确权给谁的认识障碍、确地依据标准的认定障碍、不敢充分赋权的思想障碍和政府土地行政难以政策转型等障碍.突破这些障碍必须从清晰确权与科学确地实现地权主体及其权利实置、以市场价值合理确利实现农民地权利益实置、以有效权证与必要程序保障地权形式实置和政府有效干预实现地权市场管理实置来寻求政策路径选择.     

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特征

中国特有的农地制度是一种“共有私用”的公共产权制度。目前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结构是被分割的,农地产权的每个方面(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存在农民以外的其它利益主体。这种特性体现在农地制度的方方面面,比如,土地再分配制度的形成实质上是上述产权框架下的一种有限理性的选择。另外,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充分、对农地制度绩效的合理评价问题、农户的投入行为等等,都与上述制度框架有直接的关联。     

论“农地新政”实施的路径依赖与突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如放活土地经营权,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等,影响深远。虽然学术界不乏理论的探讨,先行地区已开展实践探索,但要全面实施“农地新政”举措仍是困难重重。然而。利益主体对不同农地类型改革反应不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更好地分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困境所在。文章以此为基础,总结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创新,以期更好地实施农地新政。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地由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的大量转变。土地的征收导致土地使用权的剥夺，涉及到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我国盼土地征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缺陷，特别是程序方面，这就需要通过科学的立法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征地制度，使其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本文从我国征地制度的现状出发，论述我国征地制度的缺陷以及立法完善。     

江苏茶业农地资源配置问题归因分析

江苏茶业农地资源配置在农地逐渐减少的趋势下,由于比较利益的优势在农业内部进行调整,其资源配置存在稳定性差、土地产出率低等问题,农地产权不清晰是阻碍茶业农地规模化配置的根本性因素,而茶业农地规模化的需求必须由市场配置得以实现。     

“十二五”期间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以陕西省2011～2015年土地利用调查数据、陕西省统计年鉴为依据,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程度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状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结果表明:2011～2015年,建设用地面积大量增加,园、林、草地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多样化程度呈上升趋势,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加,同时优势度指数降低,林地占支配地位的程度在降低;陕西省土地利用处于发展阶段,其土地利用程度较高;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城市化,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制度、利益与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我国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格局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经济地租成为基层组织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是土地所有者必然的一种寻租行为。在土地流转的实际操作中，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既然不能用直接手段反对或者拒绝，那么采用热农地“流转”冷界定土地权利，或者是先流转后界定权利就成了维护自身局部短期利益的主要手段。农地制度改革不仅仅难在是利益之争，关键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而又要依靠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这种制度变迁。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如果实现显著的效率优化，就必然要求有外来的强大的权利资源对制度变迁的目标和过程予以引导，中央政府应充当这一主体，从农民整体、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来考虑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及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面临两难选择:作为生产要素,土地的产权应当是稳定的,可交易的,因而应当改革现行农地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土地的产权却应当是不稳定的,不可交易的,因而应当保留现行农地制度。用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以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将农民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以走出农地制度改革的两难困境。     

重构农地产权主体断想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担的社会经济职能与农地产权制度关系的分析,指出土地产权分离面临的制度困境。提出统一产权,重构农地产权主体,建立新型农地产权关系的设想。     

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中的农地股权完善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日益成为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土地经营规模化、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承包经营权是农地股权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要构建更加符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农地股权制度,必须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切入点,针对实践中农地股权配置中的缺陷,对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和流转制度进行完善,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农地股权成为农民在获得承包经营权后基于土地所获得的另一项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形态。